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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六章 意外的冲突（第1页）

（码字用的笔记本崩坏，早上用台式机码字，真不适应；下午要去修本本，第二更就不确定了……）

沈淮看着赵益成僵坐在那里没有言语，知道管理层一律由委任改聘用叫他心里发毛，一时难以接受。

作为市锻压厂厂长，赵益成同时又是副处级行政干部，要是后台硬些，他完全可以从久不见起色的市锻压厂调到区县，或者调到市辖局委机关，担任副县局级的党政官员，而接受沈淮提出的改制条件，则意味着要完全将自己的退路堵死。

沈淮笑了起来，说道：“围绕国营厂的进一步改革，股份制试点工作近两年来才有一些实际性的进展，东华市更是滞后许多。

但说到以产权改革为理论基础的股份制改革，在国内其实也早就不新鲜。

合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也有十多年的历史，像市钢厂跟富士制铁的合资项目，说到底是基到产权基础上的合营，而非是经营权基础上的合营。

民营合股企业，也早就默认了按股、按产权分享经营决策权及盈利的事实——这一切延伸到国营厂可以说是必然。

不过，因为涉及到‘姓资’还是有‘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国营厂的进一步改制工作迟迟得不到突破。

即使有些地区进行试点，但从根本上还是没有完全脱离‘二保一挂’的经营承包制范畴。

目前市里拿出来进行试点的十一家国营厂，具体的改制进展有先有后，但有几家的改制草案，我有看过，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

赵益成微微颔首，倒不是认同沈淮的什么观点，而是相信以沈淮的能力，要看到市锻压厂提交给市里的改制初稿，实在不能算什么困难的事情……

“从早就存在的事实，到正式颁布《公司法》以及zhongyāng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可以按资本进行分配，也明确城乡居民可以将储蓄等个人资金投入企业参加收入分配，经历了十来年的时间，”

沈淮说道，“而当下国营厂改制，要是一切都在现有的框框里转，又谈何试点、谈何实质性的突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内可以按照资本进行收入分配，虽然没有明确将国营厂纳入其中，但也没有将国营厂排斥其外。

对国营厂管理人员的奖惩激励，一直以来都是改制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多年来没有实际性的进展。

承包制的‘两包一挂’，也只是要求企业职工工资总数与企业效益挂钩，但说到对管理人员的奖惩，大体还是执行八六年推行的规定，认为管理层个人收入可以比职工高出1到3倍。

想更一步的拉开差距，则变得困难而苛刻。

要深度进行产权方面的改革，要从根本上让管理人员跟企业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同生死、共进退，要从根本上改变管理人员的奖惩办法，要使管理人员有可能获得普通工人十倍甚至百倍的薪资收入，管理人员放弃国家干部的身份，则是必然的前提条件。

虽然现今社会，既当官又大发横财的不在少数，但在明面上，从现行及即将推行的体制，则不存在既当官又发财的好事。

我这么说，赵厂长能够理解？”

听过沈淮一席话，赵益成才略为明白，沈淮之所以强调改委任为聘用，实际也是要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现实基础之上，寻找国营厂进入深入产权改革的可行道路。

谈到厂领导层个人收入的问题，赵益成是深有感触。

他作为市锻压厂的厂长，昧着良心，一年捞几十万的黑色收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但他明面上可以从市锻压厂拿到的工资跟奖金，通常最高只可以比普通工人高出三倍。

“关于当下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其实早就确立，就是‘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八个字，而不是反过来说‘公平第一、兼顾效率’——改革，就是要寻找一条新路，既不能严重抵触现行法律，但又要有所突破。

拿一句骂人的话来说，就是要‘钻法律空子’。

‘钻空子’，能把企业办好，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就是改革成功。

想踩着现有的、安全的道路去走，那不叫试点，也不叫改革……”

赵益成跟沈淮没有过什么接触，只是从站在远处看着梅钢的业绩鲜明，看着沈淮依仗市委书记谭启平这个大后台在梅溪镇、在唐闸区横行无忌，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叫他认识到背后没有那么简单。

而听沈淮一席话，赵益成也能知道沈淮看上去年轻，但对国内经济体制的利跟弊，有着比他们深入得多的思考，以及有着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目光。

说到厂管理层使用的委任制与聘用制，利弊关系不难解释。

不过，中国跟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体制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照搬西方国家的企业治理经验，很可能会跟国内的现行法律、法规严重冲突，从中寻找出合适、能对现状进行有效突破的道路，才能彰显出改革人才的可贵。

听着沈淮谈得这么深入，赵益成心里对他的抵触，也仿佛给一杯杯入腹的温热黄酒融化……

企业改制是个大话题，聊到凌晨两点钟，几人喝下四热水壶的黄酒，也才揭开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