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9章 毁一城、救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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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周文如此干脆但又有些无奈的问答，就连校长也心中戚戚，沉吟半天却说不出话来。
是啊，此时的上海虽然是亚洲乃至远东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但却不是完全属于中国的。
就因为上海有那些西方列强的租界。
租界是指两个国家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国的领土上为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另一国设立的合法的外国人居住地。
其实也就是国中之国，比如上海的法租界，就归法国人来统治，在租界上驻军驻民、法律法规、收税管理等等，都是法国人说了算，跟你中国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而且，只要你的军队不经法国允许就开进法租界，就会被视为军事进攻法国，从而引起两国之间的战争。
所以，在上海开战，相当于是自己绑住了手脚跟海陆空齐备的日军作战。
你的军队和物资不能通过占据了上海大半个市区的租界，必须绕着走，甚至战斗中，你的子弹和炮弹都不能落在租界的范围内，这仗你还怎么打？
而在南京就不同。
首先，南京是中国自己完全控制的城市，国民政-府是唯一的管理者，想干什么？想怎么改造，都是我们说了算，别人无法干预。即使老子一把火将其烧了，也是老子自己家的事。
而且以政治和国际影响力来说，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丝毫不弱于上海。
而在中国国民的心中，首都却是比上海要重要得多。
在南京，在自己国家的首都，跟鬼子血拼一场，更能显示我中华民族为了抵御外侮，不惜玉石俱焚的决心，更能起到鼓舞国民奋起抗战的作用。
“毁一城，救一国。”
周文用一句简单的定论，却是讲出了其后的意义。
然后，他还不等校长从纠结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就接着向校长陈述了自己的具体想法和建议。
只有让校长看到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才有可能让他下定决心。
周文建议的南京之战的战略其实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首先，如果校长同意了这个战略思路，起码在上海的兵力投入就不会如历史上那般庞大，而是要保存实力在南京跟鬼子决战，就能避免淞沪会战十几万精锐在溃逃的路上被鬼子屠杀的情况发生。
别的不说，如果这十几万溃逃部队是有序和有组织的撤退到吴福线和锡澄线这两道国防线，日军想要14天就攻破这两道耗时三年才建成的坚固防线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既然要把南京作为跟日军决战的战场，南京的老百姓和各种工厂就必然要事先组织疏散转移，这就能避免被日军屠杀平民的惨剧发生。
周文在陈述中，向校长建议的是，上海之战初期，中国首次向日军发起进攻的兵力必须不低于4个师，以三个师向预先制定好的军事目标发起攻击，一个师作为预备队。
要知道，上海日本驻军数量并不多，海陆两军加一起也不过三千多人，加上日军军事化训练过的武装侨民，总兵力不会超过7千人。而我军则是以4个德械师5万余精锐发起突然攻击，成算较大。
而且预先要作出两个后续作战方案，一个是将日军全歼并占领日军的所有据点后，如何防御日军海上援兵登陆的方案；另一个就是日军顶住了我方攻击，等到了援军支援的方案。
战役中期，此时双方的增援部队都已赶到，并在各处战略要地上展开争夺，此时中国军队就依托工事和房屋，与日军胶着拼杀并继续投入兵力，吸引日军再次增兵。
战役的后期，从时间上判断，也就是战役开始的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之后，当日军开始取得战场优势的时候，就要开始组织参战部队交替掩护，逐步后撤。
而上海战役打响之际，南京就要做好最后的防御准备，坚守市区与鬼子血战的部队一定要事先就选定，开始在南京城内疏散百姓、构筑工事、熟悉战场，制定各部队的防守区域和退守路线，同时做好坚守三个月以上的物资准备。
从时间上考虑，上海战役如能坚持2个半月为最佳，吴福线和锡澄线各坚守一个月以上的时间，等到日军攻击到南京城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5个月，南京的各项防御准备想必就更为完善。以周文的判断，坚守三个月以上是很有可能的。
周文当然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抗战的历史战绩作为借鉴。
最好的例子就是抗中著名的衡阳保卫战。
1944年6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集中20万大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一举攻克了湖南重镇长沙，直逼当时有“小南京”和“小上海”之称的衡阳城下。
中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由于战略指导失误，战役指挥失当，加之军队素质良莠不齐，竟然出现了自淞沪会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退，这里不再赘述。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当日军对衡阳城发起进攻的时候，却不知衡阳人军民在长期抗日救亡斗争锻炼之后，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保卫衡阳，与守军一道，积极投入衡阳保卫战。
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发动民众破坏道路，毁掉桥梁，切断日军进攻路线。
日军曾派飞机侦察，得到的情报称“株洲至衡阳之铁路和宝庆至衡阳之公路，悉被衡阳居民破坏，运输设备，一无所有。”
这些任务全是群众自愿参加，义务完成的。
同时，抗敌后援会和市政府、工会还组织了3000名工人，征用了市区120家木材厂商的木料120余万根，配合奉命“死守衡阳”的国民军第十军，利用衡阳周围河川、丘陵、城墙和房屋，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城内各街道都挖掘了战壕、散兵坑，修筑了暗堡、机枪掩体铁丝网等，构成坚固的防卫体系。这些防御工事，对打击日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于外围国军各部队都被打散和撤退，衡阳守军仅仅剩一个建制已经不整的第10军，大约1万7千人的中国军人守卫。
听了周文如此干脆但又有些无奈的问答，就连校长也心中戚戚，沉吟半天却说不出话来。
是啊，此时的上海虽然是亚洲乃至远东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但却不是完全属于中国的。
就因为上海有那些西方列强的租界。
租界是指两个国家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国的领土上为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另一国设立的合法的外国人居住地。
其实也就是国中之国，比如上海的法租界，就归法国人来统治，在租界上驻军驻民、法律法规、收税管理等等，都是法国人说了算，跟你中国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而且，只要你的军队不经法国允许就开进法租界，就会被视为军事进攻法国，从而引起两国之间的战争。
所以，在上海开战，相当于是自己绑住了手脚跟海陆空齐备的日军作战。
你的军队和物资不能通过占据了上海大半个市区的租界，必须绕着走，甚至战斗中，你的子弹和炮弹都不能落在租界的范围内，这仗你还怎么打？
而在南京就不同。
首先，南京是中国自己完全控制的城市，国民政-府是唯一的管理者，想干什么？想怎么改造，都是我们说了算，别人无法干预。即使老子一把火将其烧了，也是老子自己家的事。
而且以政治和国际影响力来说，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丝毫不弱于上海。
而在中国国民的心中，首都却是比上海要重要得多。
在南京，在自己国家的首都，跟鬼子血拼一场，更能显示我中华民族为了抵御外侮，不惜玉石俱焚的决心，更能起到鼓舞国民奋起抗战的作用。
“毁一城，救一国。”
周文用一句简单的定论，却是讲出了其后的意义。
然后，他还不等校长从纠结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就接着向校长陈述了自己的具体想法和建议。
只有让校长看到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才有可能让他下定决心。
周文建议的南京之战的战略其实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首先，如果校长同意了这个战略思路，起码在上海的兵力投入就不会如历史上那般庞大，而是要保存实力在南京跟鬼子决战，就能避免淞沪会战十几万精锐在溃逃的路上被鬼子屠杀的情况发生。
别的不说，如果这十几万溃逃部队是有序和有组织的撤退到吴福线和锡澄线这两道国防线，日军想要14天就攻破这两道耗时三年才建成的坚固防线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既然要把南京作为跟日军决战的战场，南京的老百姓和各种工厂就必然要事先组织疏散转移，这就能避免被日军屠杀平民的惨剧发生。
周文在陈述中，向校长建议的是，上海之战初期，中国首次向日军发起进攻的兵力必须不低于4个师，以三个师向预先制定好的军事目标发起攻击，一个师作为预备队。
要知道，上海日本驻军数量并不多，海陆两军加一起也不过三千多人，加上日军军事化训练过的武装侨民，总兵力不会超过7千人。而我军则是以4个德械师5万余精锐发起突然攻击，成算较大。
而且预先要作出两个后续作战方案，一个是将日军全歼并占领日军的所有据点后，如何防御日军海上援兵登陆的方案；另一个就是日军顶住了我方攻击，等到了援军支援的方案。
战役中期，此时双方的增援部队都已赶到，并在各处战略要地上展开争夺，此时中国军队就依托工事和房屋，与日军胶着拼杀并继续投入兵力，吸引日军再次增兵。
战役的后期，从时间上判断，也就是战役开始的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之后，当日军开始取得战场优势的时候，就要开始组织参战部队交替掩护，逐步后撤。
而上海战役打响之际，南京就要做好最后的防御准备，坚守市区与鬼子血战的部队一定要事先就选定，开始在南京城内疏散百姓、构筑工事、熟悉战场，制定各部队的防守区域和退守路线，同时做好坚守三个月以上的物资准备。
从时间上考虑，上海战役如能坚持2个半月为最佳，吴福线和锡澄线各坚守一个月以上的时间，等到日军攻击到南京城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5个月，南京的各项防御准备想必就更为完善。以周文的判断，坚守三个月以上是很有可能的。
周文当然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抗战的历史战绩作为借鉴。
最好的例子就是抗中著名的衡阳保卫战。
1944年6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集中20万大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一举攻克了湖南重镇长沙，直逼当时有“小南京”和“小上海”之称的衡阳城下。
中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由于战略指导失误，战役指挥失当，加之军队素质良莠不齐，竟然出现了自淞沪会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退，这里不再赘述。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当日军对衡阳城发起进攻的时候，却不知衡阳人军民在长期抗日救亡斗争锻炼之后，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保卫衡阳，与守军一道，积极投入衡阳保卫战。
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发动民众破坏道路，毁掉桥梁，切断日军进攻路线。
日军曾派飞机侦察，得到的情报称“株洲至衡阳之铁路和宝庆至衡阳之公路，悉被衡阳居民破坏，运输设备，一无所有。”
这些任务全是群众自愿参加，义务完成的。
同时，抗敌后援会和市政府、工会还组织了3000名工人，征用了市区120家木材厂商的木料120余万根，配合奉命“死守衡阳”的国民军第十军，利用衡阳周围河川、丘陵、城墙和房屋，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城内各街道都挖掘了战壕、散兵坑，修筑了暗堡、机枪掩体铁丝网等，构成坚固的防卫体系。这些防御工事，对打击日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于外围国军各部队都被打散和撤退，衡阳守军仅仅剩一个建制已经不整的第10军，大约1万7千人的中国军人守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