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商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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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亲政后，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是，那时的儒家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儒家了，而是与法家和阴阳家合流以后的儒家。此时的儒家已杂糅了许多法家和阴阳家的理论，这种儒家学说将汉朝初期重农抑商的政策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使汉初重农抑商的政策有了理论的依据。原始儒家对经商还是持相当赞同态度的，孔子的学生当中就有好几个商业奇才，如子贡。事实上孔子本人是认为，只要有利于民生的就应当鼓励，不存在重这个轻哪个的问题。
尽管如此，抑商的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算缗等政策均是针对商人大贾，军事出征时也往往征调商人组军。
纵观整个汉朝，在其历代皇帝执政中，只要遇到战争什么的，就要商人与罪犯、倒插门女婿等一起到边疆打仗送死。这整个汉代历史中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汉武帝最喜欢干这种事的。
但是商人的破产代之以官商的出现，西汉后期，官僚经商成风，这些拥有势力的官僚、外戚不比普通商人那么容易打压，朝廷也往往采取放任政策。因此，西汉晚期，众多富商豪强重新出现。这些豪强，不但拥资数万，而且从事土地兼并，往往成为独霸一方的实力雄厚的豪强地主。
东汉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众多豪强地主的辅助，光武帝刘秀本身就经过商，因此对商业并不像西汉那样抑制。东汉对商人一向放任，盐铁也已重回到私人经营的老路上，全国出现了众多繁华的商业城市。
东汉的豪强巨富同时也往往是士族大阀兼大官僚，他们不但身家巨亿，而且权势熏天，他们参与政事、自养门客，地位早与西汉时期的商人不可同日而语。当时许多豪强自家的庄园往往就是一个工农商兼具的小社会，东汉末年豪雄四起决不是偶然的。
但即便如此，商人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变。
尹铭曾经读过许多，有关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何如此低下的文章，其实说白了都是统治阶级刻意贬低的，原由何在，众说纷纭，但不外乎三点：其一是赋税：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从秦朝直至清朝，均以农为本，这其中确有传统的关心百姓的衣食温饱以及王朝的稳定，但更重要的是赋税和统治的方便性。封建王朝的农民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的责任，帝王通过大小官吏收取全国土地的地租为税，收取人头税为赋支派民众出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修河、建陵甚至戍边等等。
税赋的方便收取，劳役的便于支派，则在于百姓驻地的固定性和良顺的性格。所以有户籍制、保甲制等等，限制百姓人员的流动。尤其是在盛世，人口急剧增长人头税成为很重要的国家收入组成，就更强调人员的相对稳定。
而商人的特性是随利而走，商人的流动性对当时的社会的稳定统治也产生威胁，很多限制流通的物资例如盐、铁等物，都可以通过商人来流通，还有许多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也是由商人传播开来的；更有甚者，商人手中堆积的大量财富将直接影响到的权威，他们可能招募私人军队干涉政治，从而积聚其挑战统治阶级的力量，这也是古来帝王们最为恐惧的，当然不会受统治者欢迎。
其次是经济思想的长期落后，以及科学技术不够先进：古人特别是统治者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古代大富之人多是一些朝廷命官，他们治富多是靠官而不是靠科技，也不是靠经商。古人只看到了商人在流通领域低买高卖，赚取中间差价，便认为其奸黠狡诈，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认为商业本身不创造价值，反祸害了农桑，故有颁布重农抑商的政策，从而限制商人的政治和民事权利，不允许做官，不允许衣丝乘车，等等。
第三就是社会意识的影响：因为以上两点，在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诱导下，便有了‘奸商奸商，无商不奸’之说，而古代最讲究仁义道德，所以就很瞧不起商人，于是商人在普通百姓的心中地位日渐沉沦，少数一些行业败类的恶行被无限夸大甚至放大为整个经商群体的形象。
同时，在封建社会，商人本身的话语权有限难以为本阶层正名，加之中国人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不太重视商人，更使商人阶层整体难以摆脱地位低下的境地。
故在统治集团长期刻意的打压之下，造成了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所以就有了‘士工农商’的等级确定，这就是统治者按其对自己统治的贡献和危害程度来确定的。
尹铭望着眼前卑恭的张世平，说道：“官民一家，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过，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
这话不是尹铭说的，而是南宋名儒陈亮的农业经济思想理论。
“世人都道商民低买高卖，赚取中间差价，认为其皆是奸黠狡诈之徒，不知贤侄如何看待此事？”甄逸为陈亮的理论所感，旋即问道。
“小侄斗胆认为，凡事以事功为衡量标准。也就是说只要成功了，预期目的达到了，就算是有德，道义上就过去了，事办成了，就是有道理。”尹铭说道。
“农业作为国家的第一产业，乃是我国国民经济之基础，是我等士族黎民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根本也。贤侄认为不重要否？”甄逸问道。
“非也，国以农为本，教化也以农为先，天下无浮食之民，则民力常裕，国家富强。但重农并不一定要以抑制商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相反，农业只有与商业协调发展，才能展布四体，通其有无，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行而乐其生也。对于国家而言，通过鼓励工商业，在辅以征税手段，即可达到富国民强的目地。”尹铭摇摇了头，说农商应该互重才对。
“如此说来贤侄是主张‘农商一事’或是‘农商并重’咯。可是贤侄可知，自古以来朝廷之所以‘重农抑商’实在是因商人贱买贵卖、囤积居奇等不义手段严重损害百姓利益，破坏整个国家的稳定，农乃国家之根本，为了护农，朝廷不得不抑制商业的过度膨胀。”甄逸提出了古代商业的根本弊端。
尹铭点点头，接着话茬说道：“不错，农、商乃是构成国家经济体系的两大支柱，是联结其它经济要素的核心纽带，两者并无高低、贵贱、轻重之分。农商之间即有行业分工，更有紧密联系，此二者不仅不是对立、排斥的，相反是互利、互进的。
农业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物质基础和必要的前提，而商业的繁荣又能反过来成为促进农业持续且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若要重视农业发展，就必须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及其条件。这时，只有发展商业，才能畅通农产品的物流贸易，促进农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只有协调发展，国家才能全面的走向繁荣，进而达到国强民富的最终目标。任何歧视、压制、打击商业发展的举措，不仅不利满足世人的生活必需，它还严重的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再加之，农业受地域、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其生产的质量及数量均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而商业的发展，既可在丰收之年避免谷贱伤农的局面，又可在灾年互通物流，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像如今连年天灾，若是商业发达，物质流通顺畅，何来黎民受灾，百姓吃苦，河北人食人之惨状矣！”尹铭口若悬河，言辞犀利，话音直指当今朝政。
汉武帝亲政后，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是，那时的儒家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儒家了，而是与法家和阴阳家合流以后的儒家。此时的儒家已杂糅了许多法家和阴阳家的理论，这种儒家学说将汉朝初期重农抑商的政策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使汉初重农抑商的政策有了理论的依据。原始儒家对经商还是持相当赞同态度的，孔子的学生当中就有好几个商业奇才，如子贡。事实上孔子本人是认为，只要有利于民生的就应当鼓励，不存在重这个轻哪个的问题。
尽管如此，抑商的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算缗等政策均是针对商人大贾，军事出征时也往往征调商人组军。
纵观整个汉朝，在其历代皇帝执政中，只要遇到战争什么的，就要商人与罪犯、倒插门女婿等一起到边疆打仗送死。这整个汉代历史中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汉武帝最喜欢干这种事的。
但是商人的破产代之以官商的出现，西汉后期，官僚经商成风，这些拥有势力的官僚、外戚不比普通商人那么容易打压，朝廷也往往采取放任政策。因此，西汉晚期，众多富商豪强重新出现。这些豪强，不但拥资数万，而且从事土地兼并，往往成为独霸一方的实力雄厚的豪强地主。
东汉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众多豪强地主的辅助，光武帝刘秀本身就经过商，因此对商业并不像西汉那样抑制。东汉对商人一向放任，盐铁也已重回到私人经营的老路上，全国出现了众多繁华的商业城市。
东汉的豪强巨富同时也往往是士族大阀兼大官僚，他们不但身家巨亿，而且权势熏天，他们参与政事、自养门客，地位早与西汉时期的商人不可同日而语。当时许多豪强自家的庄园往往就是一个工农商兼具的小社会，东汉末年豪雄四起决不是偶然的。
但即便如此，商人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变。
尹铭曾经读过许多，有关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何如此低下的文章，其实说白了都是统治阶级刻意贬低的，原由何在，众说纷纭，但不外乎三点：其一是赋税：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从秦朝直至清朝，均以农为本，这其中确有传统的关心百姓的衣食温饱以及王朝的稳定，但更重要的是赋税和统治的方便性。封建王朝的农民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的责任，帝王通过大小官吏收取全国土地的地租为税，收取人头税为赋支派民众出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修河、建陵甚至戍边等等。
税赋的方便收取，劳役的便于支派，则在于百姓驻地的固定性和良顺的性格。所以有户籍制、保甲制等等，限制百姓人员的流动。尤其是在盛世，人口急剧增长人头税成为很重要的国家收入组成，就更强调人员的相对稳定。
而商人的特性是随利而走，商人的流动性对当时的社会的稳定统治也产生威胁，很多限制流通的物资例如盐、铁等物，都可以通过商人来流通，还有许多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也是由商人传播开来的；更有甚者，商人手中堆积的大量财富将直接影响到的权威，他们可能招募私人军队干涉政治，从而积聚其挑战统治阶级的力量，这也是古来帝王们最为恐惧的，当然不会受统治者欢迎。
其次是经济思想的长期落后，以及科学技术不够先进：古人特别是统治者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古代大富之人多是一些朝廷命官，他们治富多是靠官而不是靠科技，也不是靠经商。古人只看到了商人在流通领域低买高卖，赚取中间差价，便认为其奸黠狡诈，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认为商业本身不创造价值，反祸害了农桑，故有颁布重农抑商的政策，从而限制商人的政治和民事权利，不允许做官，不允许衣丝乘车，等等。
第三就是社会意识的影响：因为以上两点，在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诱导下，便有了‘奸商奸商，无商不奸’之说，而古代最讲究仁义道德，所以就很瞧不起商人，于是商人在普通百姓的心中地位日渐沉沦，少数一些行业败类的恶行被无限夸大甚至放大为整个经商群体的形象。
同时，在封建社会，商人本身的话语权有限难以为本阶层正名，加之中国人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不太重视商人，更使商人阶层整体难以摆脱地位低下的境地。
故在统治集团长期刻意的打压之下，造成了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所以就有了‘士工农商’的等级确定，这就是统治者按其对自己统治的贡献和危害程度来确定的。
尹铭望着眼前卑恭的张世平，说道：“官民一家，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过，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
这话不是尹铭说的，而是南宋名儒陈亮的农业经济思想理论。
“世人都道商民低买高卖，赚取中间差价，认为其皆是奸黠狡诈之徒，不知贤侄如何看待此事？”甄逸为陈亮的理论所感，旋即问道。
“小侄斗胆认为，凡事以事功为衡量标准。也就是说只要成功了，预期目的达到了，就算是有德，道义上就过去了，事办成了，就是有道理。”尹铭说道。
“农业作为国家的第一产业，乃是我国国民经济之基础，是我等士族黎民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根本也。贤侄认为不重要否？”甄逸问道。
“非也，国以农为本，教化也以农为先，天下无浮食之民，则民力常裕，国家富强。但重农并不一定要以抑制商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相反，农业只有与商业协调发展，才能展布四体，通其有无，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行而乐其生也。对于国家而言，通过鼓励工商业，在辅以征税手段，即可达到富国民强的目地。”尹铭摇摇了头，说农商应该互重才对。
“如此说来贤侄是主张‘农商一事’或是‘农商并重’咯。可是贤侄可知，自古以来朝廷之所以‘重农抑商’实在是因商人贱买贵卖、囤积居奇等不义手段严重损害百姓利益，破坏整个国家的稳定，农乃国家之根本，为了护农，朝廷不得不抑制商业的过度膨胀。”甄逸提出了古代商业的根本弊端。
尹铭点点头，接着话茬说道：“不错，农、商乃是构成国家经济体系的两大支柱，是联结其它经济要素的核心纽带，两者并无高低、贵贱、轻重之分。农商之间即有行业分工，更有紧密联系，此二者不仅不是对立、排斥的，相反是互利、互进的。
农业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物质基础和必要的前提，而商业的繁荣又能反过来成为促进农业持续且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若要重视农业发展，就必须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及其条件。这时，只有发展商业，才能畅通农产品的物流贸易，促进农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只有协调发展，国家才能全面的走向繁荣，进而达到国强民富的最终目标。任何歧视、压制、打击商业发展的举措，不仅不利满足世人的生活必需，它还严重的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再加之，农业受地域、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其生产的质量及数量均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而商业的发展，既可在丰收之年避免谷贱伤农的局面，又可在灾年互通物流，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像如今连年天灾，若是商业发达，物质流通顺畅，何来黎民受灾，百姓吃苦，河北人食人之惨状矣！”尹铭口若悬河，言辞犀利，话音直指当今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