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一百一十九 记录历史需要为尊者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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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对于整个华夏来说都意义重大的任务，苏咏霖非常重视。
他亲自将这个任务命名为上古三代复原工程，与华夏纪年法制定并列为国史司两大任务，不必囿于时间和年代，只要大明还在，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持续进行探究。
华夏先民是如何一步一步从蒙昧走向文明, 从山野走向城市聚落，将小小的部落发展为大大的帝国，将文化火种燃烧成熊熊大火
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事情。
且在苏咏霖看来，这样的探寻实在是太浪漫了。
而为了探究复原共和元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苏咏霖还下令国史司筹建大明考古总队，以考证历史明辨古今为含义，授予大明考古总队在全大明国土内探究古迹、收集古籍、抢救性发掘古墓的职权。
在古墓问题上, 苏咏霖尤其强调了自己的看法。
“发现的古墓只要没有破损的, 最好不要尝试破坏，除非有完全把握可以保护其内部古物不受损害，否则就不要发掘，强行发掘等于破坏，就没有意义了。
而一旦发现破损古墓，就要立刻调动兵马封闭当地，不准闲人进入，除了考古总队人员，其他人，包括地方官员，一律不准进入，所有发掘出古物全部封存，不准外人触碰，必须送达中都进行妥善保养。”
除了这个原则之外，苏咏霖还计划建立大明国家博物馆。
他准备在未来将他手上所拥有的、宫廷内储存的古代文物和考古发现的古代文物全部放置在国家博物馆内进行储藏，并且公开给全天下子民观赏, 帮助他们了解历史。
在国家博物馆之内, 他还会把整个华夏历史大脉络雕刻于其中，搭配古物，让所有子民都能身临其境的感受整個华夏历史的脉络，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传承以及存在。
一系列的工作安排之后，明帝国的历史研究工程就此开始。
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历史研究工程，财政部转款拨付，专业人员齐聚，只为探究上古三代那些被尘封的过去。。
而这，也是苏咏霖心中的人文情怀。
最起码，他想让全国百姓从此以后都能知道自己生于哪一年，年岁几何，而不用再依靠齿龄等医学手段去判断自己今年多大。
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理应知道自己的岁数，知道自己的生日，知道自己是个人，这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人身权利。
封建王朝不给他们这个权利，大明国不能不给。
在此基础之上，让他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生活在一片什么样的土地之上，曾经他们脚下的土地发生过什么事情，有哪些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延续而奋斗不息
如此，便能将一个民族的传承深深镌刻进每一个传人的心里，血脉里，脊髓里，永远流传下来。
当他们都自觉地认定自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传人的时候，那么某些东西便也就不可能随着统治者的意愿而轻易的转移了。
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真正成为每个人心里所认定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之后，他们也就完成了觉醒之上的觉悟。
而除了这个总的脉络之外，苏咏霖还要求国史司改变过往史官修史注重事件结果而不注重事件过程的记录方法，尤其要注意改变儒家史官修史那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修史原则。
内部会议上，苏咏霖对这条修史原则进行了强烈批判。
“因为他们是尊者、亲者、贤者，所以就连他们做过的坏事都不记录了？世上哪有纯粹的圣人？孔子自己还因为学术争端杀过少正卯，他就当真全无私心？”
“一旦发现某个大才就非要把他想象成世间完人，而不准他有任何缺陷，一旦发现某个人做了坏事就认定他是十恶不赦之人，无视他其他的功绩，这是修史的态度吗？”
“人是复杂多样的，同一个人年幼年轻年老之时可能性格都完全不同，小的时候非常顽劣，长大了却开创了伟大事业，或者小的时候异常乖巧，长大了却沦为作恶多端的恶人，这样的事情从来不少。”
“世上没有圣人，没有纯粹的贤能之人，只要是人，只要吃着五谷杂粮，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喜怒哀乐，就会犯错，没有不会犯错的人，就好比我，犯过的错误还少吗？”
苏咏霖在国史司内召开全体史官会议，要求全体史官对古代正史、野史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之后，采取兼容并包的方式，不仅要将历史人物的功绩写下，也要把做过的恶事写下。
不仅如此，也不能讳言政治斗争的惨烈与阴谋诡计，不能讳言权术。
要揭开儒家史官笔下那层遮羞布，把某些人口中那些为国为民、为了儒家正统、为了圣人道义之类的遮羞布全部扯开，把为了权力和金钱财富等等原因而展开政治斗争的一幕幕全都写明白。
尤其要写明白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前因后果，牺牲了哪些人的利益、性命等等，尤其是这样的政治斗争对百姓造成了什么伤害，更要写得明明白白。
比如北宋王朝的三易回河。
谷猶
究其原因，是因为宋太宗北伐燕云失败，无法夺回燕云建立防线保护河北，所以才会引起北宋在战略上的极大不安。
而三易回河原本是个工程，为了防止黄河流入燕云从而使得辽军可以顺流而下，所以北宋政府试图将其改道。
但是以黄河的体量，改道会造成难以想象的风险，这些风险是某些地方所不能承受的，于是这些地方的官员便跳着脚的反对。
而随着北宋中后期的党争愈发激烈，回河工程也终于摆脱不了被卷入政治斗争的宿命，从而由一个单纯的科学的水利工程项目转变成为政治事件。
朝廷各方势力为了各自利益而不顾百姓死活，在回河事件上进行反复博弈，互相破坏对方的计划，哪怕以百姓生命作为献祭，也要击倒对方成功掌权。
最后，三易回河失败，酿成惨剧之后惨死的百万民众和流离失所的千万人悲惨的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他们，没有人在乎。
北宋官方对他们极为冷漠，毫不在意。
这让苏咏霖深为愤恨，这也是他无论如何也一定要灭掉南宋的一个原因。
而在修史的时候，这些事情能不写下来吗？
讲究一个为尊者讳的儒家史官当然不会写，他们只会用各种春秋笔法去修饰，去装点，试图让人们忘却这段历史和百万人命。
他们想得美。
在明国修撰的华夏全史中，这些都要明确的记录下来，记录下来那些所谓为国为民的“忠良之士”们是如何“为国为民”的。
如此才能揭露旧封建王朝的帝王将相们为了一己私欲到底把国家民族置于何地，到底把百姓置于何地。
如此的历史，才是最真实的历史，有助于苏咏霖彻底撕碎封建社会的温情面纱，将它的丑恶面貌大白于天下，让人人警醒，人人戒备。
有了这层关系在其中，苏咏霖觉得就算自己死了，不肖后人想要把路走回去，也不会那么容易。
国史司的史官们大多数成长于封建教育之下，多数都是原先金国、西夏的史官被留任的，明国自己转职的史官还不多。
所以他们对于苏咏霖的这种要求感到震惊，他们从未想过一个皇帝居然会做出这样的要求。
这对于他自己来说真的是好事吗？
不过这些史官虽然在思想上比较保守，但有一点好处，听话。
自那位著名的不便透露名字的李世民陛下希望观看自己的起居注并且获得成功之后，儒家史官们最后一层遮羞布也被皇权毫不留情的撕下来了。
于是他们很充分的发挥了老祖宗的精神，越来越听话了。
皇帝怎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做。
苏咏霖不管想做什么，他终究是皇帝，皇帝提出了要求，他们当然遵照命令去做就是了，反正天下不是他们的。
所以这个命令在国史司内推行的十分顺利，这些有着专业素养的史官们对于政治斗争自然是耳濡目染，且非常善于修饰，可要是不修饰，秉笔直书，倒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这远远不是苏咏霖需要做到的。
他需要的是形成一种全新的史观，一种全然不同于儒家史观的历史观。
为此，他抽出时间撰写文章。
花费了一些业余时间，苏咏霖写下了记录历史需要为尊者讳吗、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从三易回河说起、我们的历史观念需要重新塑造、帝王将相家谱背后的民众血泪等四篇文章。
这四篇文章里，苏咏霖初步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观念。
然后以自己本身读史的感悟，对儒家史观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将历朝历代所谓正史形容为帝王将相的家谱。
他要以明国皇帝的身份对过往的官修史书进行最为凶狠且强烈的批判。
这个对于整个华夏来说都意义重大的任务，苏咏霖非常重视。
他亲自将这个任务命名为上古三代复原工程，与华夏纪年法制定并列为国史司两大任务，不必囿于时间和年代，只要大明还在，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持续进行探究。
华夏先民是如何一步一步从蒙昧走向文明, 从山野走向城市聚落，将小小的部落发展为大大的帝国，将文化火种燃烧成熊熊大火
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事情。
且在苏咏霖看来，这样的探寻实在是太浪漫了。
而为了探究复原共和元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苏咏霖还下令国史司筹建大明考古总队，以考证历史明辨古今为含义，授予大明考古总队在全大明国土内探究古迹、收集古籍、抢救性发掘古墓的职权。
在古墓问题上, 苏咏霖尤其强调了自己的看法。
“发现的古墓只要没有破损的, 最好不要尝试破坏，除非有完全把握可以保护其内部古物不受损害，否则就不要发掘，强行发掘等于破坏，就没有意义了。
而一旦发现破损古墓，就要立刻调动兵马封闭当地，不准闲人进入，除了考古总队人员，其他人，包括地方官员，一律不准进入，所有发掘出古物全部封存，不准外人触碰，必须送达中都进行妥善保养。”
除了这个原则之外，苏咏霖还计划建立大明国家博物馆。
他准备在未来将他手上所拥有的、宫廷内储存的古代文物和考古发现的古代文物全部放置在国家博物馆内进行储藏，并且公开给全天下子民观赏, 帮助他们了解历史。
在国家博物馆之内, 他还会把整个华夏历史大脉络雕刻于其中，搭配古物，让所有子民都能身临其境的感受整個华夏历史的脉络，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传承以及存在。
一系列的工作安排之后，明帝国的历史研究工程就此开始。
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历史研究工程，财政部转款拨付，专业人员齐聚，只为探究上古三代那些被尘封的过去。。
而这，也是苏咏霖心中的人文情怀。
最起码，他想让全国百姓从此以后都能知道自己生于哪一年，年岁几何，而不用再依靠齿龄等医学手段去判断自己今年多大。
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理应知道自己的岁数，知道自己的生日，知道自己是个人，这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人身权利。
封建王朝不给他们这个权利，大明国不能不给。
在此基础之上，让他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生活在一片什么样的土地之上，曾经他们脚下的土地发生过什么事情，有哪些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延续而奋斗不息
如此，便能将一个民族的传承深深镌刻进每一个传人的心里，血脉里，脊髓里，永远流传下来。
当他们都自觉地认定自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传人的时候，那么某些东西便也就不可能随着统治者的意愿而轻易的转移了。
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真正成为每个人心里所认定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之后，他们也就完成了觉醒之上的觉悟。
而除了这个总的脉络之外，苏咏霖还要求国史司改变过往史官修史注重事件结果而不注重事件过程的记录方法，尤其要注意改变儒家史官修史那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修史原则。
内部会议上，苏咏霖对这条修史原则进行了强烈批判。
“因为他们是尊者、亲者、贤者，所以就连他们做过的坏事都不记录了？世上哪有纯粹的圣人？孔子自己还因为学术争端杀过少正卯，他就当真全无私心？”
“一旦发现某个大才就非要把他想象成世间完人，而不准他有任何缺陷，一旦发现某个人做了坏事就认定他是十恶不赦之人，无视他其他的功绩，这是修史的态度吗？”
“人是复杂多样的，同一个人年幼年轻年老之时可能性格都完全不同，小的时候非常顽劣，长大了却开创了伟大事业，或者小的时候异常乖巧，长大了却沦为作恶多端的恶人，这样的事情从来不少。”
“世上没有圣人，没有纯粹的贤能之人，只要是人，只要吃着五谷杂粮，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喜怒哀乐，就会犯错，没有不会犯错的人，就好比我，犯过的错误还少吗？”
苏咏霖在国史司内召开全体史官会议，要求全体史官对古代正史、野史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之后，采取兼容并包的方式，不仅要将历史人物的功绩写下，也要把做过的恶事写下。
不仅如此，也不能讳言政治斗争的惨烈与阴谋诡计，不能讳言权术。
要揭开儒家史官笔下那层遮羞布，把某些人口中那些为国为民、为了儒家正统、为了圣人道义之类的遮羞布全部扯开，把为了权力和金钱财富等等原因而展开政治斗争的一幕幕全都写明白。
尤其要写明白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前因后果，牺牲了哪些人的利益、性命等等，尤其是这样的政治斗争对百姓造成了什么伤害，更要写得明明白白。
比如北宋王朝的三易回河。
谷猶
究其原因，是因为宋太宗北伐燕云失败，无法夺回燕云建立防线保护河北，所以才会引起北宋在战略上的极大不安。
而三易回河原本是个工程，为了防止黄河流入燕云从而使得辽军可以顺流而下，所以北宋政府试图将其改道。
但是以黄河的体量，改道会造成难以想象的风险，这些风险是某些地方所不能承受的，于是这些地方的官员便跳着脚的反对。
而随着北宋中后期的党争愈发激烈，回河工程也终于摆脱不了被卷入政治斗争的宿命，从而由一个单纯的科学的水利工程项目转变成为政治事件。
朝廷各方势力为了各自利益而不顾百姓死活，在回河事件上进行反复博弈，互相破坏对方的计划，哪怕以百姓生命作为献祭，也要击倒对方成功掌权。
最后，三易回河失败，酿成惨剧之后惨死的百万民众和流离失所的千万人悲惨的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他们，没有人在乎。
北宋官方对他们极为冷漠，毫不在意。
这让苏咏霖深为愤恨，这也是他无论如何也一定要灭掉南宋的一个原因。
而在修史的时候，这些事情能不写下来吗？
讲究一个为尊者讳的儒家史官当然不会写，他们只会用各种春秋笔法去修饰，去装点，试图让人们忘却这段历史和百万人命。
他们想得美。
在明国修撰的华夏全史中，这些都要明确的记录下来，记录下来那些所谓为国为民的“忠良之士”们是如何“为国为民”的。
如此才能揭露旧封建王朝的帝王将相们为了一己私欲到底把国家民族置于何地，到底把百姓置于何地。
如此的历史，才是最真实的历史，有助于苏咏霖彻底撕碎封建社会的温情面纱，将它的丑恶面貌大白于天下，让人人警醒，人人戒备。
有了这层关系在其中，苏咏霖觉得就算自己死了，不肖后人想要把路走回去，也不会那么容易。
国史司的史官们大多数成长于封建教育之下，多数都是原先金国、西夏的史官被留任的，明国自己转职的史官还不多。
所以他们对于苏咏霖的这种要求感到震惊，他们从未想过一个皇帝居然会做出这样的要求。
这对于他自己来说真的是好事吗？
不过这些史官虽然在思想上比较保守，但有一点好处，听话。
自那位著名的不便透露名字的李世民陛下希望观看自己的起居注并且获得成功之后，儒家史官们最后一层遮羞布也被皇权毫不留情的撕下来了。
于是他们很充分的发挥了老祖宗的精神，越来越听话了。
皇帝怎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做。
苏咏霖不管想做什么，他终究是皇帝，皇帝提出了要求，他们当然遵照命令去做就是了，反正天下不是他们的。
所以这个命令在国史司内推行的十分顺利，这些有着专业素养的史官们对于政治斗争自然是耳濡目染，且非常善于修饰，可要是不修饰，秉笔直书，倒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这远远不是苏咏霖需要做到的。
他需要的是形成一种全新的史观，一种全然不同于儒家史观的历史观。
为此，他抽出时间撰写文章。
花费了一些业余时间，苏咏霖写下了记录历史需要为尊者讳吗、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从三易回河说起、我们的历史观念需要重新塑造、帝王将相家谱背后的民众血泪等四篇文章。
这四篇文章里，苏咏霖初步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观念。
然后以自己本身读史的感悟，对儒家史观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将历朝历代所谓正史形容为帝王将相的家谱。
他要以明国皇帝的身份对过往的官修史书进行最为凶狠且强烈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