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千一百零四章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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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山海、资产资本化，这些都是手段，如果敌人用了，自己不用，那敌人的实力就会变得更强，所以自己也只能跟着用。
皇帝害怕资产资本化，就是因为这个新手段可以抗衡官山海。官山海对皇帝有利，而资产资本化对贵族有利。
资产资本化就是把所有的资产，山川土地都变成金钱数字，然后各地贵族一起比钱。所有的东西都以金钱衡量，对科技、生命等等也是如此。
在西方国王是君权神授，君主的地位很稳定，但有了资产资本化，贵族的和国王比的就不是权威了，而是金钱。国王当然是比不过的，毕竟国王就一个，贵族却有很多。最终整个国家都被转变为资本，接着就可以对外扩张了。
要是其他国家不跟着学，就很容易被打败。因为资产资本化确实是能鼓励科学，激励民众，善于扩张，是非常有利于富国强兵的。如果不跟着学，就会被完成了资本化的国家入侵。
就好像齐国开始官山海之后，大大加强了齐国的国力，那么其他国家只能跟上，不跟就被淘汰。
以资本对抗资本，以魔法对抗魔法。
贝尔摩德现在明白西方是在封建制度里兜兜转转，虽然从土地封建转变为了资本封建，但还是没有跨入帝制。他们尝试过，但失败了，所以封建贵族们一边畏惧帝制，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帝制的优势，也是非常矛盾。
但越是明白，越是感觉岛国的封建制度无药可救，岛国之所以脱亚入欧，不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很好地嫁接西方的制度么？一样封建，一样资本化，一样扩张，唯一不同的就是分蛋糕的时候，岛国会在天皇的祭坛里分，而西方是则是在上下议会的祭坛里分。
造反什么的，果然不可能。甚至贝尔摩德觉得连美帝大兵都无法让岛国真正的自由，根深蒂固的问题已经演变成为岛国的文化了，什么东西一旦成为文化，再想改变可就难了，因为这已经是约定俗成，潜移默化，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去了。
“所以说造反什么的果然不靠谱。虽然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但这句话的前提是庄子没有见到秦国统一六国，他所看到的窃国者并没有改变国家的体制，非但没改变，为了统治的合法性，他们反而会迎合旧体制，寻求周礼的承认。”贝尔摩德已经了解庄子的背景，就是三家分晋、田氏代姜之后的战国时代。
可不管是三家分晋还是田氏代姜，他们都寻求了周天子的承认，都是封建诸侯，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本质。
如果庄子能见到秦国一扫六合，估计不会再认为这是窃国了，这是灭国，彻底把诸侯国改变了郡县制。这绝对不是窃，而是灭。
“所以你说的窃国和造反根本就是两回事，窃国的话根本不用颠覆岛国的现状，只要成为岛国最强大的华族就行了，比如明智光秀对织田信长发动本能寺之变，算是窃国，因为他并没有改变华族的盟约。在岛国并没有发生过造反，就算是开创江户的德川家康也只是通过闭关锁国，维持自己在华族里的优势，而不是颠覆了华族盟约。”贝尔摩德可没少做功课，因为她可不想在杜兰面前成为一个被动的傀儡。所以是苦学历史，最后得出结论窃国和造反是两回事。
窃国是盗窃，是把东西偷过来，但会保持原样，不会搞破坏，是在原有体系下完成的。而造反是破而后立，是把原来的国家敲个稀烂，然后再构建新的体系。这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岛国可以窃国，但不能造反。
造反的难度太高了，岛国缺少从封建走向帝制的土壤。发展帝制，而且一次次地试错，不断完善帝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毕竟皇帝可是要把整个国家变成自己私人土地的怪物，各地华族都不会同意的。华族掌握了军队、警方、各种资源，根本不会给皇帝面子。
老实说中原的君主一开始是通过大城市化控制国家的，他能控制的也就是城市。这就是齐国官山海之后的副产物，齐国首都临淄成为了当时最大的城市。国君通过对大城市和贸易的控制，达成对各地贵族的压制。
到三家分晋的时候，六卿建立了自己的城池，根本不给赵国君主面子，直接瓜分了赵国。
到汉朝，皇帝不得不和贵族妥协，面对各地建立要塞的门阀，也是无可奈何。最后还是挡不住军阀割据，群雄并立。
就算隋唐有了科举制度，贵族依旧可以通过宗教对抗皇帝，皇帝也不得不立国教和贵族结盟。
一直到宋朝，真正打败贵族的也不是皇帝，而是皇帝打通了寒门的上升通道，贵族承受不住大量寒门的冲击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和士人阶级融合成士大夫阶级。
但当士大夫阶级融为一体，皇帝已经遇到了新的挑战。因为士大夫也是各地的代表，毕竟很多读书人都是当地的世家资助的，也会和皇帝对抗。而士大夫为了出头，还会故意和皇帝唱反调，在明朝被廷杖已经是士大夫的勋章了。
士大夫并不看血统和出身，如果没有立功表现的机会，那么骗一顿廷杖是他迅速出名的办法。也难怪明朝皇帝会喜欢阉党，因为这些士大夫官员都不愿意听话，都只把皇帝当做工具人，都把和皇帝作对作为自我标榜的手段。
到了清朝，把官员全部变成皇帝的家奴，算是真正把所有国家土地都变为了自己的私人领土，完成了皇帝最大的愿望，成为唯一的大地主。
不过新的问题是全国的人都得和皇帝作对，以前还只是士大夫和皇帝作对，到了清朝就是全国百姓和皇帝作对了。
帝制一步一步发展，皇帝花了两千年，不断选拔寒门冲击贵族，但最后寒门和贵族融合成士大夫之后，皇帝得和士大夫对抗。然后士大夫变成了家奴，皇帝又得和天下对抗。
夏商周从封建走向帝制，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都是皇帝不断尝试完善帝制，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源自于《诗经》的构想。
中间走过了很多弯路和错路，郡县制一步步取代封建制度，但哪怕到了唐朝，开国功臣中依旧有人想要分冯建国，还有《封建论》的讨论。对皇帝而言当然是郡县制更符合他的利益，把全天下都变成自己的领土，然后派遣他的自己人去管理，岂不美哉？
当然唐朝皇帝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因为节度使的问题而导致了衰弱。唐朝就是太开放了，各地节度使都有大量资金培养军队，不窃国都对不起皇帝。
到了宋朝，军政分离。而且南方经济发展很快，加上科举，就让很多新兴的势力发展起来了。宋朝皇帝控制土地和士大夫的方法是：大城市化。和齐国如出一辙，通过控制城市来控制周围，皇帝并没有和贵族妥协，而是提升了新兴的士人的地位，最后终于打败了贵族。
所以这里就能发现一个规律了，不管是贵族还是士大夫。皇帝对于这些崛起的势力，一开始都是通过大城市化进行控制。随着发展，贵族、士大夫的实力扩张，大城市控制不了了，皇帝就会和他们妥协，并且寻求新的力量对抗他们。
官山海、资产资本化，这些都是手段，如果敌人用了，自己不用，那敌人的实力就会变得更强，所以自己也只能跟着用。
皇帝害怕资产资本化，就是因为这个新手段可以抗衡官山海。官山海对皇帝有利，而资产资本化对贵族有利。
资产资本化就是把所有的资产，山川土地都变成金钱数字，然后各地贵族一起比钱。所有的东西都以金钱衡量，对科技、生命等等也是如此。
在西方国王是君权神授，君主的地位很稳定，但有了资产资本化，贵族的和国王比的就不是权威了，而是金钱。国王当然是比不过的，毕竟国王就一个，贵族却有很多。最终整个国家都被转变为资本，接着就可以对外扩张了。
要是其他国家不跟着学，就很容易被打败。因为资产资本化确实是能鼓励科学，激励民众，善于扩张，是非常有利于富国强兵的。如果不跟着学，就会被完成了资本化的国家入侵。
就好像齐国开始官山海之后，大大加强了齐国的国力，那么其他国家只能跟上，不跟就被淘汰。
以资本对抗资本，以魔法对抗魔法。
贝尔摩德现在明白西方是在封建制度里兜兜转转，虽然从土地封建转变为了资本封建，但还是没有跨入帝制。他们尝试过，但失败了，所以封建贵族们一边畏惧帝制，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帝制的优势，也是非常矛盾。
但越是明白，越是感觉岛国的封建制度无药可救，岛国之所以脱亚入欧，不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很好地嫁接西方的制度么？一样封建，一样资本化，一样扩张，唯一不同的就是分蛋糕的时候，岛国会在天皇的祭坛里分，而西方是则是在上下议会的祭坛里分。
造反什么的，果然不可能。甚至贝尔摩德觉得连美帝大兵都无法让岛国真正的自由，根深蒂固的问题已经演变成为岛国的文化了，什么东西一旦成为文化，再想改变可就难了，因为这已经是约定俗成，潜移默化，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去了。
“所以说造反什么的果然不靠谱。虽然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但这句话的前提是庄子没有见到秦国统一六国，他所看到的窃国者并没有改变国家的体制，非但没改变，为了统治的合法性，他们反而会迎合旧体制，寻求周礼的承认。”贝尔摩德已经了解庄子的背景，就是三家分晋、田氏代姜之后的战国时代。
可不管是三家分晋还是田氏代姜，他们都寻求了周天子的承认，都是封建诸侯，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本质。
如果庄子能见到秦国一扫六合，估计不会再认为这是窃国了，这是灭国，彻底把诸侯国改变了郡县制。这绝对不是窃，而是灭。
“所以你说的窃国和造反根本就是两回事，窃国的话根本不用颠覆岛国的现状，只要成为岛国最强大的华族就行了，比如明智光秀对织田信长发动本能寺之变，算是窃国，因为他并没有改变华族的盟约。在岛国并没有发生过造反，就算是开创江户的德川家康也只是通过闭关锁国，维持自己在华族里的优势，而不是颠覆了华族盟约。”贝尔摩德可没少做功课，因为她可不想在杜兰面前成为一个被动的傀儡。所以是苦学历史，最后得出结论窃国和造反是两回事。
窃国是盗窃，是把东西偷过来，但会保持原样，不会搞破坏，是在原有体系下完成的。而造反是破而后立，是把原来的国家敲个稀烂，然后再构建新的体系。这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岛国可以窃国，但不能造反。
造反的难度太高了，岛国缺少从封建走向帝制的土壤。发展帝制，而且一次次地试错，不断完善帝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毕竟皇帝可是要把整个国家变成自己私人土地的怪物，各地华族都不会同意的。华族掌握了军队、警方、各种资源，根本不会给皇帝面子。
老实说中原的君主一开始是通过大城市化控制国家的，他能控制的也就是城市。这就是齐国官山海之后的副产物，齐国首都临淄成为了当时最大的城市。国君通过对大城市和贸易的控制，达成对各地贵族的压制。
到三家分晋的时候，六卿建立了自己的城池，根本不给赵国君主面子，直接瓜分了赵国。
到汉朝，皇帝不得不和贵族妥协，面对各地建立要塞的门阀，也是无可奈何。最后还是挡不住军阀割据，群雄并立。
就算隋唐有了科举制度，贵族依旧可以通过宗教对抗皇帝，皇帝也不得不立国教和贵族结盟。
一直到宋朝，真正打败贵族的也不是皇帝，而是皇帝打通了寒门的上升通道，贵族承受不住大量寒门的冲击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和士人阶级融合成士大夫阶级。
但当士大夫阶级融为一体，皇帝已经遇到了新的挑战。因为士大夫也是各地的代表，毕竟很多读书人都是当地的世家资助的，也会和皇帝对抗。而士大夫为了出头，还会故意和皇帝唱反调，在明朝被廷杖已经是士大夫的勋章了。
士大夫并不看血统和出身，如果没有立功表现的机会，那么骗一顿廷杖是他迅速出名的办法。也难怪明朝皇帝会喜欢阉党，因为这些士大夫官员都不愿意听话，都只把皇帝当做工具人，都把和皇帝作对作为自我标榜的手段。
到了清朝，把官员全部变成皇帝的家奴，算是真正把所有国家土地都变为了自己的私人领土，完成了皇帝最大的愿望，成为唯一的大地主。
不过新的问题是全国的人都得和皇帝作对，以前还只是士大夫和皇帝作对，到了清朝就是全国百姓和皇帝作对了。
帝制一步一步发展，皇帝花了两千年，不断选拔寒门冲击贵族，但最后寒门和贵族融合成士大夫之后，皇帝得和士大夫对抗。然后士大夫变成了家奴，皇帝又得和天下对抗。
夏商周从封建走向帝制，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都是皇帝不断尝试完善帝制，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源自于《诗经》的构想。
中间走过了很多弯路和错路，郡县制一步步取代封建制度，但哪怕到了唐朝，开国功臣中依旧有人想要分冯建国，还有《封建论》的讨论。对皇帝而言当然是郡县制更符合他的利益，把全天下都变成自己的领土，然后派遣他的自己人去管理，岂不美哉？
当然唐朝皇帝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因为节度使的问题而导致了衰弱。唐朝就是太开放了，各地节度使都有大量资金培养军队，不窃国都对不起皇帝。
到了宋朝，军政分离。而且南方经济发展很快，加上科举，就让很多新兴的势力发展起来了。宋朝皇帝控制土地和士大夫的方法是：大城市化。和齐国如出一辙，通过控制城市来控制周围，皇帝并没有和贵族妥协，而是提升了新兴的士人的地位，最后终于打败了贵族。
所以这里就能发现一个规律了，不管是贵族还是士大夫。皇帝对于这些崛起的势力，一开始都是通过大城市化进行控制。随着发展，贵族、士大夫的实力扩张，大城市控制不了了，皇帝就会和他们妥协，并且寻求新的力量对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