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新一任商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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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1931年）开始，来安县为了修建通往滁县的第一条土石公路，向各工商户通过缴纳修路税征集修路的费用，劳工也多数是各乡镇里派出的以劳顶资，这条公路修了两年半，中间被洪水冲毁过一次，耽误了进度。
修路税征收两年后停征，修路的功臣是县交通科的侯堂生科长，他从收修路税中得了不少好处，修路税一旦停收，他便摇身一变，升任为财政科的科长。
民国三年（1914年），来安县公署就设有财政科，那时征收地方税捐，有契税、牲畜税、牙帖税和印花税。民国四年，又设烟酒税局开征烟酒税。民国十二年（1924年），安徽省财政厅针对个体工商户颁布了“值百抽五”的新税制，对所有经营户与手工业作坊进行资产登记，进行统一征税。
民国十九年底（1930年），安徽省财政厅下令将原由各县教育及其它团体承包的各项杂税，改由县政府统一收取。
民国二十年九月（1932年）夏天，来安县设营业税专员（后改为来安县营业税局），这时侯堂生进了最炙手可热的财务科，任县财政科的科长，这小子野心不小，但更有他的好同学李致为他出谋划策，在财政科管各种税收，各种人员关系变得好处起来，侯科长也更耀武扬威，不可一视。
有了财政一把手的位置，就连周县长的位置，他都不放在心上。侯堂生坐在财政科长的位置，李致捞到的好处更多，整条青龙街几乎归为李致的囊中之物，在生意往来上更是没人敢与他抗衡，只要他所涉及的行业，几乎没有人敢公开与他竞争。
县国民政府建设科的新科长，提拔了与李致相交甚好的朱又新，新上任的朱又新科长与县城商会长余慎之合买一部汽车，开始经营本县到滁县的运输业。就连来安县商会会长的位置，也是李致唾手可得，只是他还年轻，想要更收敛一些，不必过早地将自己树成把子，有同学侯堂生与周县长庇护，他只管任意妄为。
县城的教育局自从所附属的承包税费停止后征收后，县政府又将原本作为教育经费来源的一部公田（学田），这些学田的地租收入也是学校费用的部分来源，通过各种手段收归县政府的名下，然后再由经手上动了手脚，部分落入了私人的名下，这其中李致没少落好处，侯堂生毕竟是滁县的人，他并不喜欢置房产地契，只喜欢现银到手，任意挥霍，而李致则像守财奴一样拼命置业。
侯堂生常笑话他说：“你置这么多死东西摆在明处，这多么危险，万一仗打起来了，到时炸成碎片，什么也不剩下，一打起仗来，房子就算抢不走的也被毁了，还不如有现钱来得实在，说走就走，好收好藏。”
李致却不以为然：“来安县就是我的家，我能哪里去呢？最可靠，跑不了的就是这些土地和房子，房子毁了再盖，只要地契是我的。”
“如果再回到土匪和军阀的时候，哪里管是不是你的，一旦被别人看中，被人抢占去，你还不是一样落空？”
李致冷笑说：“我交你们这些朋友是干什么吃的，你会眼看着我被抢么？我不抢别人的就不错了，还允许别人来抢我的么？”
侯堂生拍着大肚子，捻着细胡子说：“你说的也是。只要有我在的一天，有九龙会罩着，谁还敢动你呀！这地方全是我们的天下，哪天我将余慎之那个老家伙推下来，县城商会长的位置，如探囊取物。”
“我要做商会长还需要你帮忙吗？我要以德服人，让人推举我上去，我还要再三推辞，做足了戏码，我要让大家看一看，谁是实力，什么才是民意。”李致阴损地说，他已经开始穿西装打领带，与他同学侯堂生越来越发福油光的外表不同，李致却是越来越精瘦干练，容长的脸显得瘦骨嶙峋，身体却魁梧，白面上蓄着短须，眼睛里透着轻蔑，一副意志满满的神情。
民国21年(1932年)，滁人于丽吾在鲜鱼巷口开设济华堂药店，为滁城最早专营西药的店铺，于丽吾是李致的大姐夫。
同年11月，析盱眙、来安、滁县和定远4县地置嘉山县，滁县划出张八岭及矾山等地。
周少藩顺利地平移到嘉山县，虽然还是县长之位，不过平迁，但是嘉山及其祖籍所在，在家门口做官更加威风八面，所以衣锦示人之日，当是荣光归乡之时。
周少藩将来安县一把手的位置让出来，侯堂生凭借九龙会的势力，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夏，顺利升迁至来安县的县长，成为最年轻的一任县长，时年二十八岁。侯堂生一上任就动用府库的钱配了一辆汽车，先享受起来。自此侯堂生与李致毓两人相互勾结，放开手脚，在来安县恣意妄为起来，在来安县的风头无人能及。
自从“来滁路”修好之后，李致毓与来安县城商会会长余慎之合买第一部私人汽车，用于运货之需，一年后余慎之又买了两辆汽车，与新任建设科长朱又新合伙，经营汽车运输业。
民国经济发展旺盛的几年里，县人何道龙的车马行也扩大了一倍。
相官的大地主潘百万——潘五爷家的儿子——潘思荣，以前是李致和金正在来安县公立学堂时的同学，这小子不学无术，却又喜大好功，通过贿赂各方，最后竟然当上相官集的乡长。还时常通过李致向侯堂生套近乎，各种奉承侯县长，后来竟然与侯堂生成为臭味相投的知交好友，时常一起玩乐。
腆着肥肚皮的侯堂生，从滁县带来大小老婆，举家，喜气洋洋地搬进县政府后院的县长官邸，当起了来安县的父母官，作威作福去，李致与潘思荣时常是座上客。
民国二十二年，国家统一货币政策，实行“废两改元”后，本县停止银两的流通。在1935年以前本县流通货币为银元、铜元，辅币为铜板或铜角。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来安县商会的选举中，李致以压倒性的选票，在县商会的选举中获胜，他反复推拒后就任，时年不过三十岁，当时李家的资产在来安县的商界已经数一数二，无人能及。所以李致上任商会的会长，就算许多人不服气，气不愤，却无财力相争。
原商会长余慎之已经做了十来年的商会长，退下来也不敢有怨言，他继续与李致及侯堂生县长交好。
这一年，水口镇的章正宜和朱长沂等人，热心教育，倡议集资，在水口镇的真武观内开办一所平民小学，免费入学，校长与教师不拿工资，实行义务教学。退下来的余慎之本身也是水口镇人，必然保持一贯的好人名声，拿出钱来支持办学。
新一任的商会长李致自然要买个好名气，也以个人名义捐钱给学校，支持县里的教育事业。
李致更是捐钱出力将龙山镇上的印守堂里外修缮一新，增加了新的课桌椅，改善了办学条件，为戴四与章荷生两位老师加配了两名负责打扫与守门的雇工，龙山镇的小学堂课本一新，从来都是免费入学，每年的学资全部是由镇上各户捐出的钱，每年腊月捐资的全镇会议每年准时开，李运佑镇长主持，作为李镇长的儿子，李致又是来安县商会的会长，每年都回去参加镇集资大会，并且带头捐钱，名声更震。
龙山镇袁大郢的袁氏祠堂的族长——袁宏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致收买人心，他是个吝啬鬼，只得按捺不动，不肯出钱，虽然早就对镇长之位虎视眈眈，却也不敢行动。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统一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进入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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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1931年）开始，来安县为了修建通往滁县的第一条土石公路，向各工商户通过缴纳修路税征集修路的费用，劳工也多数是各乡镇里派出的以劳顶资，这条公路修了两年半，中间被洪水冲毁过一次，耽误了进度。
修路税征收两年后停征，修路的功臣是县交通科的侯堂生科长，他从收修路税中得了不少好处，修路税一旦停收，他便摇身一变，升任为财政科的科长。
民国三年（1914年），来安县公署就设有财政科，那时征收地方税捐，有契税、牲畜税、牙帖税和印花税。民国四年，又设烟酒税局开征烟酒税。民国十二年（1924年），安徽省财政厅针对个体工商户颁布了“值百抽五”的新税制，对所有经营户与手工业作坊进行资产登记，进行统一征税。
民国十九年底（1930年），安徽省财政厅下令将原由各县教育及其它团体承包的各项杂税，改由县政府统一收取。
民国二十年九月（1932年）夏天，来安县设营业税专员（后改为来安县营业税局），这时侯堂生进了最炙手可热的财务科，任县财政科的科长，这小子野心不小，但更有他的好同学李致为他出谋划策，在财政科管各种税收，各种人员关系变得好处起来，侯科长也更耀武扬威，不可一视。
有了财政一把手的位置，就连周县长的位置，他都不放在心上。侯堂生坐在财政科长的位置，李致捞到的好处更多，整条青龙街几乎归为李致的囊中之物，在生意往来上更是没人敢与他抗衡，只要他所涉及的行业，几乎没有人敢公开与他竞争。
县国民政府建设科的新科长，提拔了与李致相交甚好的朱又新，新上任的朱又新科长与县城商会长余慎之合买一部汽车，开始经营本县到滁县的运输业。就连来安县商会会长的位置，也是李致唾手可得，只是他还年轻，想要更收敛一些，不必过早地将自己树成把子，有同学侯堂生与周县长庇护，他只管任意妄为。
县城的教育局自从所附属的承包税费停止后征收后，县政府又将原本作为教育经费来源的一部公田（学田），这些学田的地租收入也是学校费用的部分来源，通过各种手段收归县政府的名下，然后再由经手上动了手脚，部分落入了私人的名下，这其中李致没少落好处，侯堂生毕竟是滁县的人，他并不喜欢置房产地契，只喜欢现银到手，任意挥霍，而李致则像守财奴一样拼命置业。
侯堂生常笑话他说：“你置这么多死东西摆在明处，这多么危险，万一仗打起来了，到时炸成碎片，什么也不剩下，一打起仗来，房子就算抢不走的也被毁了，还不如有现钱来得实在，说走就走，好收好藏。”
李致却不以为然：“来安县就是我的家，我能哪里去呢？最可靠，跑不了的就是这些土地和房子，房子毁了再盖，只要地契是我的。”
“如果再回到土匪和军阀的时候，哪里管是不是你的，一旦被别人看中，被人抢占去，你还不是一样落空？”
李致冷笑说：“我交你们这些朋友是干什么吃的，你会眼看着我被抢么？我不抢别人的就不错了，还允许别人来抢我的么？”
侯堂生拍着大肚子，捻着细胡子说：“你说的也是。只要有我在的一天，有九龙会罩着，谁还敢动你呀！这地方全是我们的天下，哪天我将余慎之那个老家伙推下来，县城商会长的位置，如探囊取物。”
“我要做商会长还需要你帮忙吗？我要以德服人，让人推举我上去，我还要再三推辞，做足了戏码，我要让大家看一看，谁是实力，什么才是民意。”李致阴损地说，他已经开始穿西装打领带，与他同学侯堂生越来越发福油光的外表不同，李致却是越来越精瘦干练，容长的脸显得瘦骨嶙峋，身体却魁梧，白面上蓄着短须，眼睛里透着轻蔑，一副意志满满的神情。
民国21年(1932年)，滁人于丽吾在鲜鱼巷口开设济华堂药店，为滁城最早专营西药的店铺，于丽吾是李致的大姐夫。
同年11月，析盱眙、来安、滁县和定远4县地置嘉山县，滁县划出张八岭及矾山等地。
周少藩顺利地平移到嘉山县，虽然还是县长之位，不过平迁，但是嘉山及其祖籍所在，在家门口做官更加威风八面，所以衣锦示人之日，当是荣光归乡之时。
周少藩将来安县一把手的位置让出来，侯堂生凭借九龙会的势力，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夏，顺利升迁至来安县的县长，成为最年轻的一任县长，时年二十八岁。侯堂生一上任就动用府库的钱配了一辆汽车，先享受起来。自此侯堂生与李致毓两人相互勾结，放开手脚，在来安县恣意妄为起来，在来安县的风头无人能及。
自从“来滁路”修好之后，李致毓与来安县城商会会长余慎之合买第一部私人汽车，用于运货之需，一年后余慎之又买了两辆汽车，与新任建设科长朱又新合伙，经营汽车运输业。
民国经济发展旺盛的几年里，县人何道龙的车马行也扩大了一倍。
相官的大地主潘百万——潘五爷家的儿子——潘思荣，以前是李致和金正在来安县公立学堂时的同学，这小子不学无术，却又喜大好功，通过贿赂各方，最后竟然当上相官集的乡长。还时常通过李致向侯堂生套近乎，各种奉承侯县长，后来竟然与侯堂生成为臭味相投的知交好友，时常一起玩乐。
腆着肥肚皮的侯堂生，从滁县带来大小老婆，举家，喜气洋洋地搬进县政府后院的县长官邸，当起了来安县的父母官，作威作福去，李致与潘思荣时常是座上客。
民国二十二年，国家统一货币政策，实行“废两改元”后，本县停止银两的流通。在1935年以前本县流通货币为银元、铜元，辅币为铜板或铜角。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来安县商会的选举中，李致以压倒性的选票，在县商会的选举中获胜，他反复推拒后就任，时年不过三十岁，当时李家的资产在来安县的商界已经数一数二，无人能及。所以李致上任商会的会长，就算许多人不服气，气不愤，却无财力相争。
原商会长余慎之已经做了十来年的商会长，退下来也不敢有怨言，他继续与李致及侯堂生县长交好。
这一年，水口镇的章正宜和朱长沂等人，热心教育，倡议集资，在水口镇的真武观内开办一所平民小学，免费入学，校长与教师不拿工资，实行义务教学。退下来的余慎之本身也是水口镇人，必然保持一贯的好人名声，拿出钱来支持办学。
新一任的商会长李致自然要买个好名气，也以个人名义捐钱给学校，支持县里的教育事业。
李致更是捐钱出力将龙山镇上的印守堂里外修缮一新，增加了新的课桌椅，改善了办学条件，为戴四与章荷生两位老师加配了两名负责打扫与守门的雇工，龙山镇的小学堂课本一新，从来都是免费入学，每年的学资全部是由镇上各户捐出的钱，每年腊月捐资的全镇会议每年准时开，李运佑镇长主持，作为李镇长的儿子，李致又是来安县商会的会长，每年都回去参加镇集资大会，并且带头捐钱，名声更震。
龙山镇袁大郢的袁氏祠堂的族长——袁宏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致收买人心，他是个吝啬鬼，只得按捺不动，不肯出钱，虽然早就对镇长之位虎视眈眈，却也不敢行动。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统一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进入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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