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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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树的嘴里，薛德珠知道了杨柏的孪生兄弟杨松的事。
当年杨柏和杨松被香港那家总公司卷走了所有的货款。
他们哥俩个又欠了诸多下家的货，没有办法的况下，杨松让杨柏回了内地：
“你回老家吧，不管怎么说家里还有妻女等着你，我在这着，不住了，我也就跑路了。”
杨柏回了家，没想到，在薛德珠的引荐下，认识了吴江宝儿。
吴江宝儿欣赏杨柏那张把死人能说活的三寸不烂之舌，让其接管了自己的在当地的一些业务。
而杨松了一段子，实在熬不下去，就跑回了养父的村里。
养父、养母虽然过世，老屋还在，村里的乡亲也毕竟对他非常的和善。
于是，杨松在那里渡过了最艰难的子。
就在杨松不知未来以何为生的时候，听说了养母那边的亲属中有个表弟，一直在深圳炒股。
从那以后，杨松也开始了炒股的生涯。
直到1992年的8月10，他人生的第二次暗流再一次向他涌来。
那年八月，天气格外的闷。但是仍然阻挡不了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
他们蜂涌前来，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
这些人，夜排队，一系列的失控场面，在8月10夜间引发诸多混乱。
深圳市政府曾紧急应对，并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杨松如今还在说这件事的时候，还会记得跟他在一个小旅馆里住的三口之家。
两天前，中年夫妻俩人带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住进了旅馆。
那个孩子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初中生。
8这天是周六，天很晴，的要命。
正放暑假的这个男孩子不到7点就被夫妻两个叫醒。
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
“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母亲也在旁边催：
“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
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
水壶、扇子、驱风油，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10多张份证。
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他只感觉爸妈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
“打新。”
这“打新”的原因自然是，90年代初，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
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股民“打新”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
一般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涨的。
“打新”确实能挣钱。
这家三口人去排队时，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而且已持续疯长几个月。
比如，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涨了近两倍。
上海更闹，同一天里，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从前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
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元。
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
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应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抽签”的方式。
7，深圳发布1992年新股发售公告：
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
认购者凭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一个份证购一张，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份证，每张抽签表100元。
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9至10。
股民很容易算出：
按行，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
如果投资1000元买10张抽签表，除非运气太差，怎么都能中一张。
中了购1000新股，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
要是中了签不炒股，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
所以有人说：
“有人在上海买了300张认购券，算上雇人排队和租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元，转手卖出，数天净挣70多万元！”
消息灵通的股民更早听到风声开始行动。
据说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份证。
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份证“飞”到了深圳，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当时杨松住在罗湖东门，处在深圳商业集中的老城区，占尽地缘优势。
可当他们提前两天开始排队，时间刚到8上午11点多，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
很多人，人挤人，到处都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
他们拼命地喝水，看着真可怜，那么多人排队，希望很渺茫。
杨松记得荔枝公园正对面的一个小营业点，为了买新股，在现场公安的引导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接一个，伸出手臂环抱住前面的人。
不论别年龄，不论认识不认识，都前贴后背。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
杨松永远记得队伍里的味道——奇臭无比。
大家昼夜排队都没洗澡，那些大老远从外省来的人，则可能从挤上火车起，就没有好好洗漱休息过。
还有不少排队的人来自深圳、东莞的工厂。
一些工厂老板暂停业务，给每个工人几十元的报酬通宵排队。
工人们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老板就给深圳“二线关”附近的农民塞钱，让他们带路钻铁丝网避开检查。
那些驻深军人，所在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秩序维护的需求，起初是由于股民们急迫中签发财的兴奋，后来则是梦碎的失望与愤怒。一些网点开放不到1小时，就宣布抽签表卖完。
一些网点秩序失控，开售时间不断推后，每晚一分钟开售，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甚至开骂网点营业员。
股民怀疑有工作人员舞弊，数千人排长队，只有几十人买到，黄牛们却手握一大把抽签表叫卖，价格比原价高了好几倍。
偏偏天气也很磨人：
三十几摄氏度的高温，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人们昼夜排队，厕所都不敢去上，肯定受不了。
有人昏倒，执勤的公安用瓶装水浇他的脑门。
熬到又一个天亮，混乱却继续升级。
深圳股市“8·10”狂后，人们心中“买股票一本万利、抢新股一翻十”的幻想终于破灭。
“那一场风波中，算来算去，只有小偷最幸福。”
排队的股民上都带着大量现金，股民们内斗外斗，筋疲力尽，小偷不停得手。
而杨松就是里面被小偷拿走了所有现金的，当场晕厥的人。
从杨树的嘴里，薛德珠知道了杨柏的孪生兄弟杨松的事。
当年杨柏和杨松被香港那家总公司卷走了所有的货款。
他们哥俩个又欠了诸多下家的货，没有办法的况下，杨松让杨柏回了内地：
“你回老家吧，不管怎么说家里还有妻女等着你，我在这着，不住了，我也就跑路了。”
杨柏回了家，没想到，在薛德珠的引荐下，认识了吴江宝儿。
吴江宝儿欣赏杨柏那张把死人能说活的三寸不烂之舌，让其接管了自己的在当地的一些业务。
而杨松了一段子，实在熬不下去，就跑回了养父的村里。
养父、养母虽然过世，老屋还在，村里的乡亲也毕竟对他非常的和善。
于是，杨松在那里渡过了最艰难的子。
就在杨松不知未来以何为生的时候，听说了养母那边的亲属中有个表弟，一直在深圳炒股。
从那以后，杨松也开始了炒股的生涯。
直到1992年的8月10，他人生的第二次暗流再一次向他涌来。
那年八月，天气格外的闷。但是仍然阻挡不了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
他们蜂涌前来，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
这些人，夜排队，一系列的失控场面，在8月10夜间引发诸多混乱。
深圳市政府曾紧急应对，并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杨松如今还在说这件事的时候，还会记得跟他在一个小旅馆里住的三口之家。
两天前，中年夫妻俩人带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住进了旅馆。
那个孩子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初中生。
8这天是周六，天很晴，的要命。
正放暑假的这个男孩子不到7点就被夫妻两个叫醒。
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
“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母亲也在旁边催：
“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
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
水壶、扇子、驱风油，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10多张份证。
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他只感觉爸妈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
“打新。”
这“打新”的原因自然是，90年代初，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
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股民“打新”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
一般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涨的。
“打新”确实能挣钱。
这家三口人去排队时，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而且已持续疯长几个月。
比如，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涨了近两倍。
上海更闹，同一天里，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从前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
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元。
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
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应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抽签”的方式。
7，深圳发布1992年新股发售公告：
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
认购者凭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一个份证购一张，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份证，每张抽签表100元。
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9至10。
股民很容易算出：
按行，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
如果投资1000元买10张抽签表，除非运气太差，怎么都能中一张。
中了购1000新股，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
要是中了签不炒股，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
所以有人说：
“有人在上海买了300张认购券，算上雇人排队和租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元，转手卖出，数天净挣70多万元！”
消息灵通的股民更早听到风声开始行动。
据说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份证。
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份证“飞”到了深圳，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当时杨松住在罗湖东门，处在深圳商业集中的老城区，占尽地缘优势。
可当他们提前两天开始排队，时间刚到8上午11点多，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
很多人，人挤人，到处都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
他们拼命地喝水，看着真可怜，那么多人排队，希望很渺茫。
杨松记得荔枝公园正对面的一个小营业点，为了买新股，在现场公安的引导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接一个，伸出手臂环抱住前面的人。
不论别年龄，不论认识不认识，都前贴后背。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
杨松永远记得队伍里的味道——奇臭无比。
大家昼夜排队都没洗澡，那些大老远从外省来的人，则可能从挤上火车起，就没有好好洗漱休息过。
还有不少排队的人来自深圳、东莞的工厂。
一些工厂老板暂停业务，给每个工人几十元的报酬通宵排队。
工人们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老板就给深圳“二线关”附近的农民塞钱，让他们带路钻铁丝网避开检查。
那些驻深军人，所在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秩序维护的需求，起初是由于股民们急迫中签发财的兴奋，后来则是梦碎的失望与愤怒。一些网点开放不到1小时，就宣布抽签表卖完。
一些网点秩序失控，开售时间不断推后，每晚一分钟开售，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甚至开骂网点营业员。
股民怀疑有工作人员舞弊，数千人排长队，只有几十人买到，黄牛们却手握一大把抽签表叫卖，价格比原价高了好几倍。
偏偏天气也很磨人：
三十几摄氏度的高温，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人们昼夜排队，厕所都不敢去上，肯定受不了。
有人昏倒，执勤的公安用瓶装水浇他的脑门。
熬到又一个天亮，混乱却继续升级。
深圳股市“8·10”狂后，人们心中“买股票一本万利、抢新股一翻十”的幻想终于破灭。
“那一场风波中，算来算去，只有小偷最幸福。”
排队的股民上都带着大量现金，股民们内斗外斗，筋疲力尽，小偷不停得手。
而杨松就是里面被小偷拿走了所有现金的，当场晕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