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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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余最后一次去精神病院看望杨小艳，那是去年入冬的一个午后。
冬的暧阳照在杨小艳有些浮肿、发黄的脸上，当她抬起那双眼睛时，薛余吃惊的发现，往的灵动又一次回到了那双眼睛里。
“珊珊！”
杨小艳终于认出了自己的女儿！
杨珊扑进母亲的怀里恸哭失声。
当杨珊激动的绪稍缓，才想起后的薛余：
“妈妈，你认得他是谁吗？”
杨小艳有些拘谨的看着薛余，摇了摇了头。
“杨珊，真的替你和小艳姨高兴。没关系，这已经是小艳姨康复的最大喜讯了。”
薛余接下来，就拉住杨小艳的手说：
“小艳姨，我是来听你说民谣和谚语的。”
薛余说完，还像模像样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子和一只笔。
杨小艳见状，放松了许多，拉着杨珊的手，大声的唱道：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有了吃，没了散。
小麻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
烙油饼，蘸白糖，媳妇媳妇你先尝。
小轱辘车，用马拉，叽哩咕噜回娘家。
爹见了，背包笼；
娘见了，抱娃娃；
嫂子见了一扭搭。
嫂子嫂子你别扭，我当天来了当天走，
不吃你家饭，不喝你家酒。
爹娘在世来几趟，爹娘不在罢了手。
爹死了，烧金纸；
娘死了，烧银纸；
嫂子死了坟头顶上屙泡屎。
......
小白鸡，上草垛，没妈的孩子真难过。
跟猫睡，猫挠我；跟狗睡，狗咬我。
阿姨阿姨可怜我，把我送到托儿所。
托儿所就是我的家，阿姨我我她。
......
风三风三，一刮三天。
不刮风，难下秋雨。
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雨吃饱饭。
雨贵如油。
二月清明麦在前，三月清明麦在后。
过了芒种，不可强种。
清明难行晴，谷雨难得雨。
头伏有雨，伏伏有雨。
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头伏萝卜，二伏菜，
三伏种荞麦。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
先下牛毛没大雨，后下牛毛不晴天。
早看东南，晚看西北。
早晨下雨一天晴。
老云接驾，不是就是下。
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
“妈，口渴了吧？喝点水吧！”
杨珊见杨艳张开嘴就不闲歇，于是，倒了杯水，递给她。
“珊珊，咱们说点歇后语给他听，我说你猜，行不行？”
“行！太好了！”
没等杨珊答应，薛余抢在她先，喊了起来。
杨珊瞪了薛余一眼，看着杨小艳的兴致正高，于是，点着头答应下来。
“吉林市修的江堤——”
“随弯就弯。”
“牛马行抢切糕的——”
“真是一把快手。”
“横垄沟拉磙子——”
“一步一个坎。”
“高粱地里耍镰刀——”
“把嗑唠散了。”
“二齿钩挠痒痒——”
“一把硬手。”
......
“当当当！”
三个人正说的高兴，听到敲门声，大家一起往外瞅。
“小艳！你还认得我不？”
一位中年女人，泪眼婆娑的走了进来：
“我是你大嫂秋花！”
“秋花？”
杨小艳低着头微皱着眉头，反复念叨着这两个字，努力的回想着。
杨珊和薛余则是一脸茫然。
原来这秋花是杨松的前妻。
晚上，吃饭的时候，彩色电视机里播报着新闻：
八届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设置重庆直辖市，十五大开幕，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
薛余看了看正一边吃饭一边认真看新闻的爸爸，问了句：
“爸爸，你认识小艳阿姨的大嫂秋花吗？”
薛德珠听了儿子的问话，像被烫了一下似的，忙把手的食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向儿子示意闭嘴：
“嘘！”
他匆忙看了眼站在电视前正专心看电视的妻子万慧来，意识到万慧来并没有听到儿子的话，才放下心来。
他小声的跟薛余说：
“千万别在你妈妈面前提这个人，她又该生气了。”
薛余重复着爸爸的话：
“又该生气了，难道她是大哥......”
薛德珠用力的点了点头，再一次用食指按在自己的嘴唇上，发出“嘘”声。
薛余便紧抿起嘴，了声。
原来，去年节的时候，妈妈被大哥薛拯差点气个半死。
说起这件事，要先从秋花的第二个丈夫说起。
秋花的第二任丈夫叫任江。
九十年代初，任江的发小王河第一次见到火车站。
站在人潮汹涌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上，他一眼就看见候车大楼两侧的八字标语：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兴奋之余，他拉着任江在火车站广场驻足观望。
半小时后，他们扛起行李准备去汽车站买票，一掏裤兜，钱包没了。
一气之下，他和另外两个老乡决定步行到顺德找老乡借钱，整整走了一夜才到顺德。
后来，他们就在那里打工。
任江是早一年来到广东的。
他向家里借了200元，邀上几个同乡好友去东莞，准备“打个零工”，顺便“看看世界”。
长途大巴在国道上行驶了两天两夜后，终于把他从东北带到了东莞，“股蛋子都麻了”。
为了能在东莞谋份工作，任江已做足准备：
把份证的年龄改大了两岁。
没有工厂敢要17岁的未成年人，“正是当年把年龄改成19岁，才有了后来在东莞的快乐时光”。
其实，在当时，每年都有1000万以上外省人来粤打工。
后来，这个数字甚至将要达到1500万。
加上广东本省流向珠三角和城镇地区的人数，广东流动人口在2600万以上。
王河和任江的经历，是2600万外来人口上世纪90年代，在珠三角打工大军中的一个小小缩影。
离开老家时，王河去山庙的神龛前拜了拜。
“不出去不行啊，不出去留在这也是没钱。”
“现在人人都是去广东，您老说我赚得到钱不啦。”
“没事，就当碰碰运气，见见世面，干几年就回了”……他
对着神龛一通絮叨。
90年代初，还是县级市的顺德，是中国民营经济重镇。
自改革开放起顺德便深受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理念影响。
民营经济风生水起，正如民间俗话：
“不找市长找市场”。
王河的老乡当时正在一家民营家电企业打工。
王河进的电器厂在当时被称为“家电专业街”上。
这条街上的电器行一字排开，宣示着顺德“中国家电之乡”的地位。
王河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有时会加班到夜里9点。
在装配车间，他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条滚筒线，但他不能坐下，需要时时提防空调成品错位。
“那时的流水线都很枯燥，很多流程全凭人力。”
白天调试电器，夜晚冲凉睡觉，生活枯燥却也简单。
第一个月王河拿了400元工资，他给家里寄去一半。
薛余最后一次去精神病院看望杨小艳，那是去年入冬的一个午后。
冬的暧阳照在杨小艳有些浮肿、发黄的脸上，当她抬起那双眼睛时，薛余吃惊的发现，往的灵动又一次回到了那双眼睛里。
“珊珊！”
杨小艳终于认出了自己的女儿！
杨珊扑进母亲的怀里恸哭失声。
当杨珊激动的绪稍缓，才想起后的薛余：
“妈妈，你认得他是谁吗？”
杨小艳有些拘谨的看着薛余，摇了摇了头。
“杨珊，真的替你和小艳姨高兴。没关系，这已经是小艳姨康复的最大喜讯了。”
薛余接下来，就拉住杨小艳的手说：
“小艳姨，我是来听你说民谣和谚语的。”
薛余说完，还像模像样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子和一只笔。
杨小艳见状，放松了许多，拉着杨珊的手，大声的唱道：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有了吃，没了散。
小麻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
烙油饼，蘸白糖，媳妇媳妇你先尝。
小轱辘车，用马拉，叽哩咕噜回娘家。
爹见了，背包笼；
娘见了，抱娃娃；
嫂子见了一扭搭。
嫂子嫂子你别扭，我当天来了当天走，
不吃你家饭，不喝你家酒。
爹娘在世来几趟，爹娘不在罢了手。
爹死了，烧金纸；
娘死了，烧银纸；
嫂子死了坟头顶上屙泡屎。
......
小白鸡，上草垛，没妈的孩子真难过。
跟猫睡，猫挠我；跟狗睡，狗咬我。
阿姨阿姨可怜我，把我送到托儿所。
托儿所就是我的家，阿姨我我她。
......
风三风三，一刮三天。
不刮风，难下秋雨。
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雨吃饱饭。
雨贵如油。
二月清明麦在前，三月清明麦在后。
过了芒种，不可强种。
清明难行晴，谷雨难得雨。
头伏有雨，伏伏有雨。
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头伏萝卜，二伏菜，
三伏种荞麦。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
先下牛毛没大雨，后下牛毛不晴天。
早看东南，晚看西北。
早晨下雨一天晴。
老云接驾，不是就是下。
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
“妈，口渴了吧？喝点水吧！”
杨珊见杨艳张开嘴就不闲歇，于是，倒了杯水，递给她。
“珊珊，咱们说点歇后语给他听，我说你猜，行不行？”
“行！太好了！”
没等杨珊答应，薛余抢在她先，喊了起来。
杨珊瞪了薛余一眼，看着杨小艳的兴致正高，于是，点着头答应下来。
“吉林市修的江堤——”
“随弯就弯。”
“牛马行抢切糕的——”
“真是一把快手。”
“横垄沟拉磙子——”
“一步一个坎。”
“高粱地里耍镰刀——”
“把嗑唠散了。”
“二齿钩挠痒痒——”
“一把硬手。”
......
“当当当！”
三个人正说的高兴，听到敲门声，大家一起往外瞅。
“小艳！你还认得我不？”
一位中年女人，泪眼婆娑的走了进来：
“我是你大嫂秋花！”
“秋花？”
杨小艳低着头微皱着眉头，反复念叨着这两个字，努力的回想着。
杨珊和薛余则是一脸茫然。
原来这秋花是杨松的前妻。
晚上，吃饭的时候，彩色电视机里播报着新闻：
八届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设置重庆直辖市，十五大开幕，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
薛余看了看正一边吃饭一边认真看新闻的爸爸，问了句：
“爸爸，你认识小艳阿姨的大嫂秋花吗？”
薛德珠听了儿子的问话，像被烫了一下似的，忙把手的食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向儿子示意闭嘴：
“嘘！”
他匆忙看了眼站在电视前正专心看电视的妻子万慧来，意识到万慧来并没有听到儿子的话，才放下心来。
他小声的跟薛余说：
“千万别在你妈妈面前提这个人，她又该生气了。”
薛余重复着爸爸的话：
“又该生气了，难道她是大哥......”
薛德珠用力的点了点头，再一次用食指按在自己的嘴唇上，发出“嘘”声。
薛余便紧抿起嘴，了声。
原来，去年节的时候，妈妈被大哥薛拯差点气个半死。
说起这件事，要先从秋花的第二个丈夫说起。
秋花的第二任丈夫叫任江。
九十年代初，任江的发小王河第一次见到火车站。
站在人潮汹涌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上，他一眼就看见候车大楼两侧的八字标语：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兴奋之余，他拉着任江在火车站广场驻足观望。
半小时后，他们扛起行李准备去汽车站买票，一掏裤兜，钱包没了。
一气之下，他和另外两个老乡决定步行到顺德找老乡借钱，整整走了一夜才到顺德。
后来，他们就在那里打工。
任江是早一年来到广东的。
他向家里借了200元，邀上几个同乡好友去东莞，准备“打个零工”，顺便“看看世界”。
长途大巴在国道上行驶了两天两夜后，终于把他从东北带到了东莞，“股蛋子都麻了”。
为了能在东莞谋份工作，任江已做足准备：
把份证的年龄改大了两岁。
没有工厂敢要17岁的未成年人，“正是当年把年龄改成19岁，才有了后来在东莞的快乐时光”。
其实，在当时，每年都有1000万以上外省人来粤打工。
后来，这个数字甚至将要达到1500万。
加上广东本省流向珠三角和城镇地区的人数，广东流动人口在2600万以上。
王河和任江的经历，是2600万外来人口上世纪90年代，在珠三角打工大军中的一个小小缩影。
离开老家时，王河去山庙的神龛前拜了拜。
“不出去不行啊，不出去留在这也是没钱。”
“现在人人都是去广东，您老说我赚得到钱不啦。”
“没事，就当碰碰运气，见见世面，干几年就回了”……他
对着神龛一通絮叨。
90年代初，还是县级市的顺德，是中国民营经济重镇。
自改革开放起顺德便深受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理念影响。
民营经济风生水起，正如民间俗话：
“不找市长找市场”。
王河的老乡当时正在一家民营家电企业打工。
王河进的电器厂在当时被称为“家电专业街”上。
这条街上的电器行一字排开，宣示着顺德“中国家电之乡”的地位。
王河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有时会加班到夜里9点。
在装配车间，他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条滚筒线，但他不能坐下，需要时时提防空调成品错位。
“那时的流水线都很枯燥，很多流程全凭人力。”
白天调试电器，夜晚冲凉睡觉，生活枯燥却也简单。
第一个月王河拿了400元工资，他给家里寄去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