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的通牒_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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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白金汉·普里查德坐在蒙塞特拉总督府亨利·赛克斯爵士的办公室里，他身旁是穿着制服的叔叔、移民局副局长西里尔·西尔维斯特·普里查德。在两人的旁边，副局长的右首坐着他们的律师。此人是赛克斯经过一番好言相劝在当地找来的最好律师，让他为普里查德叔侄提供法律建议，因为直辖总督府对这两个人提出了恐怖主义同谋的起诉。亨利爵士坐在办公桌后面，颇为震惊地望着那位名叫乔纳森·莱缪尔的律师；律师则仰起了脑袋，两眼盯着天花板，这倒不是为了去看那台在潮湿空气中旋转的大吊扇，而是表示他实在是难以置信。莱缪尔律师毕业于剑桥大学，曾是一个从殖民地来的“拿奖学金的孩子”；许多年前，他在伦敦赚足了钱之后，趁着人生的金秋时节返回故乡蒙塞特拉，好享受他的劳动成果。实际上，是亨利爵士说服他这位已经退休的黑人朋友为一对白痴提供法律帮助，他俩可能自己把自己卷进了一起严重的国际事件。
让亨利爵士深感震惊、令乔纳森·莱缪尔既难以置信又大为恼怒的原因，就来自刚才赛克斯和移民局副局长的这一段谈话。
“普里查德先生，我们已经查明你的侄子偷听了约翰·圣雅各和他姐夫——美国人大卫·韦伯先生——的电话交谈。更有甚者，你这位侄子白金汉·普里查德主动承认——他竟然还挺兴奋——他打电话向你通报了那次交谈中的某些信息；而你又非常明确地对他说，你必须立即和巴黎联系。是不是这样？”
“一点不错，亨利爵士。”
“你跟巴黎的什么人联系了？电话号码是多少？”
“尽管我非常敬重你，先生，可我发了誓要保密的。”
听到这个直截了当而又大出意料的回答，乔纳森·莱缪尔才抬起头来，震惊不已地盯着天花板。
亨利·赛克斯定了定神，结束了这因惊诧而起的短暂停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普里查德先生？”
“我和我侄子加入了一个与世界各国伟大领袖有关的国际组织，我们俩发誓要严守秘密。”
“我的天，他还真相信这个。”赛克斯爵士嘟哝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莱缪尔低下头说，“我们这儿的电话服务可不算是特别先进，特别是在付费电话方面。我估计那帮人指示你们用付费电话，但用不了一两天时间，你们拨打的号码就能追查出来。现在直接把号码告诉亨利爵士不就得了？显然他需要尽快知道这个号码，所以，这又能有什么损害呢？”
“先生，这会损害我们在组织中的上级。这一点他们可是亲口告诉我的，说得非常明确。”
“这个国际组织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亨利爵士。这也是需要‘掩秘’的一部分内容啊，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不明白的人恐怕是你，普里查德先生。”亨利·赛克斯说，他急促的语调显出了怒气。
“哦，可是我确实明白啊，亨利爵士，我会证明给你看的！”副局长插话说。他向屋里的几个人望去，仿佛是要让满腹狐疑的赛克斯、大为震惊的律师，还有那个对他极为崇拜的侄子注意到他有多自信。“有一大笔钱从瑞士的一家私人银行机构直接电汇到了我在蒙塞特拉的个人账户。他们的指示很明确，不过还是挺灵活的。这笔资金我可以随意使用，以完成委派给我的任务……交通、招待、住宿——他们说钱完全交给我支配，不过，我当然得把所有的开销记录下来，我这个仅次于局长的移民局官员在岗位上一向也是如此……那些人和我素未谋面，只知道我的声誉和职位令人羡慕；他们要不是高居上层的顶尖人物，又怎么会把这样的一笔巨款托付给我？”
亨利·赛克斯和乔纳森·莱缪尔又对视了一眼，他们现在不仅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而且完全被吸引住了。赛克斯爵士往办公桌前一倾身。“除了——咱们这么说吧，除了密切观察约翰·圣雅各之外——这显然需要你侄子的参与，你们还有其他的任务吗？”
“没有了，先生。不过我敢肯定，那些领袖一旦获悉我的表现有多么出色，其他的任务也会接踵而来。”
乔纳森·莱缪尔平静地把一只手从椅子扶手上抬起了几厘米，止住了红头涨脸的赛克斯。“告诉我，”他用温和的态度飞快地说，“从瑞士汇来的这一大笔钱，数额到底是多少？这个数额无关紧要，而且亨利爵士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你那家受总督府法律约束的银行，所以就请你直接告诉我们吧。”
“三百英镑！”年长的普里查德说。听得出来，他对自己的价值颇感自豪。
“三百……？”律师的声音低了下去。
“不算很惊人，啊？”赛克斯爵士嘟哝道。他无话可说，往椅背上一靠。
“差远了。”莱缪尔继续问道，“你们大概花了多少？”
“不是大概，是精确。”移民局副局长的语气很肯定。他从制服胸前的口袋里摸出了一本小记事本。
“我这位杰出的叔叔向来都很精确。”白金汉·普里查德说。
“谢谢你，侄儿。”
“花了多少？”律师追问道。
“整整二十六英镑二十五便士，相当于一百三十二东加勒比元，兑换时按照最新的汇率四舍五入到了小数点后两位——在这一项上我自己贴了四毛八，也记在本子上了。”
“太奇妙了。”目瞪口呆的亨利·赛克斯拉长了声音说。
“每一张发票我都留着呢，一丝不苟。”副局长说。他拿着本子越念越来劲。“发票全锁在旧罗德湾我家的保险箱里头，它们包括以下几项：往宁静岛打本地电话，总计七块一毛八——我可不会为此动用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往巴黎打长途，二十三块六毛五；我和侄儿在视角酒店吃饭花了六十八块八毛，当然，是为了谈公务——”
“可以了。”乔纳森·莱缪尔插话说。尽管吊扇的风对这间屋子来说已经足够，黑人律师还是用手绢擦了擦冒汗的额头。
“我准备在适当的时间把这些发票全交上去——”
“我刚才说可以了，西里尔。”
“你们应该知道，有个出租车司机主动说他可以把发票的价格多填一点；身为政府官员，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够了！”亨利·赛克斯大发雷霆，脖子上的青筋都露了出来，“该死，你们俩都是一等一的大傻蛋！竟然以为约翰·圣雅各是什么罪犯，简直太荒谬了！”
“亨利爵士，”年轻的普里查德插话说，“我亲眼目睹了宁静岛酒店发生的事！实在太可怕了。码头上停着棺材，礼拜堂被炸毁，政府派来的船包围了我们那个平静的小岛——还有那些枪声，先生！我们得过好几个月才能全面恢复营业。”
“一点不错！”亨利·赛克斯吼道，“你真的以为约翰·圣雅各会心甘情愿地炸掉自己的房产，毁掉自己开的店？”
“亨利先生，在外头那些罪犯的世界里，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情呢。”洞悉世情的西里尔·西尔维斯特·普里查德说，“身为政府官员，我听说过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侄儿描述的事件应该叫声东击西，目的是为了制造假象，让人们误以为那帮恶棍是受害者。这一切他们都跟我详详细细地解释过。”
“喔，解释过是吧？”前任的英国陆军准将喊道，“那好，我来跟你解释点别的东西，好不好？你们俩给一个被世界各国通缉的国际恐怖分子耍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协助、配合这样的一个杀手，在全世界将面临怎样的通用刑罚？我说得简单一点，省得你们俩听不明白——当然，你是政府官员嘛……是枪毙！如果不那么仁慈的话，就是公开绞刑！我再问你一遍，巴黎那个该死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副局长还在竭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尽管浑身发抖的侄子紧紧抓着他的左胳膊，他自己伸向笔记簿的手也在打颤，“我给你们写下来……打电话时就说要找‘黑鸟’。得用法语，亨利爵士。我能说几个字，亨利爵士。几个字的法语——亨利爵士。”
在切萨皮克湾的一所房子里，有个带枪的警卫过来叫约翰·圣雅各。警卫穿着白色宽松长裤和肥大的白色亚麻衬衫，一身周末客人的休闲打扮。圣雅各走进了他们这所新安全屋的图书室。中等个头的警卫站在走廊里，他长得很结实，轮廓鲜明的五官一看就是西班牙人；警卫朝宽大的樱桃木写字台一指：“您的电话，琼斯先生。是局长。”
“谢谢，赫克托。”约翰说着站住了，“‘琼斯先生’这个称呼有必要吗？”
“跟‘赫克托’一样有必要。我的真名是罗杰……或者是丹尼尔。管他呢。”
“明白了。”圣雅各走到写字台前拿起了电话，“霍兰？”
“你那位朋友赛克斯弄到的号码是条死路，不过还有点用。”
“借用我姐夫常说的一句话，请你讲英语，否则我听不懂。”
“那个号码在塞纳河边马莱区的一家咖啡馆。打电话的人应该说要找‘黑鸟’——法语是‘un oiseau noir’——然后那边就会有人放开嗓门去喊。如果‘黑鸟’在那儿，就可以联系上。如果他不在，那就以后再打。”
“这有啥用？”
“我们会再打的——一遍又一遍地打——而且要在咖啡馆里放一个人。”
“其他的情况怎样？”
“我能告诉你的情况很有限。”
“该死的！”
“玛莉会告诉你——”
“玛莉？”
“她正在回国的路上。她都快气疯了，但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也松了一口气。”
“她干吗要生气？”
“我给她订的回国机票是很低调的远程航班，而且还得中转好几趟——”
“天哪，干吗要这样？”玛莉的弟弟愤愤地打断了他，“见鬼，你该派架飞机去接她！对你来说，她可比那帮愚蠢的国会议员和曲里拐弯的政府官僚重要多了，那种蠢货你都肯派飞机送来送去。霍兰，我可不是开玩笑！”
“那些飞机不是我派的，”局长答得很坚决，“是别的人。我要是派飞机去外国领土，就会引起太多的疑问和好奇心，我也只能跟你说这么多。比起舒适，她的安全重要得多。”
“这我同意，大老板。”
局长沉默了片刻，显然很恼火。“知道吗？你这家伙并不是很讨人喜欢。”
“我姐受得了我，光这一点抵消你的看法就绰绰有余。她怎么就松了口气？——你说的好像是‘作为妻子和母亲’？”
霍兰又停了一下。这倒不是因为恼火，而是在寻找合适的词句，“发生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我们谁也没预料到，连想都没想过。”
“呵，我可又听到美国权势集团那种著名的屁话了！”圣雅各吼道，“这一回你们又把什么情况漏掉了？有人给阿亚图拉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在巴黎的代理人送去了一卡车美国导弹？出什么事了？”
彼得·霍兰又有一会儿没吭声，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不过，电话上还是能听到他在喘粗气，“知道吗，年轻人，我完全可以马上挂断电话，给你来个不闻不问。这么做对我的血压应该很有好处。”
“听着，大老板，在外头逃命的可是我姐，还有她嫁的老公，我觉得那家伙人很不错。五年前，在香港和东边的那些地方，你们这帮该死的混蛋——我再说一遍，你们这帮混蛋——差点儿就把他俩都害死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并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两个也不知是人太好还是人太笨，就是不肯开口；但凭着我知道的那么一点情况，就算把岛上一个服务员的工资托付给你们我都不放心！”
“说得有道理，”霍兰的
火气降了下来，“虽说我这么解释也许没什么用，但当时我还不在中情局。”
“是没用。那是你们的秘密体制。换了你也会干出同样的事情。”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我也许真的会那么做。假如你知道那种形势，你也会跟我一样。但这么说也没有用。以前的事已经是历史了。”
“如今的事可是现在，”圣雅各插话说，“巴黎出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太好的事情’？”
“据康克林说，有人在蓬特卡尔的私人机场设下了埋伏。伏击失败了。你姐夫没受伤，亚历山大也安然无恙。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我知道这些也就放心了。”
“刚才我和玛莉通过话。她在马赛，明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就能飞到这边。我会亲自去接她，然后再一起坐车来切萨皮克湾。”
“大卫在干吗？”
“谁？”
“我姐夫！”
“哦……对，当然了。他在去莫斯科的路上。”
“啊？！”
苏联航空的喷气机打开反推装置，拐出了莫斯科舍列梅季耶夫机场的跑道。飞行员沿着旁边的一条起飞跑道向前滑行，把飞机停在距离航站四百米的地方，与此同时机上分别用俄语和法语播送了通知：
“旅客们，下机的时间要延误五到七分钟。请大家不要离开座位。”
播送消息时并没有作任何解释；在这趟来自巴黎的航班上，不是苏联公民的乘客听到通知后就继续看书看报了，他们还以为延误是因为等待起飞的航班太多。但是，苏联公民和少数几个了解苏联航班到港程序的人却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这架伊留申巨型喷气机的前部用帘子隔出了一个小小的座舱，专为旁人见不到的特别乘客保留。现在，这个座舱里的乘客正在转移；他们就算不是全部离开，至少也得下一部分。按照惯例，一座装有封闭金属扶梯的升降平台会被推到前舱门处。几十米外的地方肯定停着一辆政府的豪华轿车；在那些特别乘客下了飞机、走向轿车的短暂时间里，他们的后背会暴露在别人的视线之中，这时候机舱里的乘务员就要四处巡视，以防有人把相机拿出来。从来就没人这么干。这些特殊乘客归克格勃管；出于只有克格勃才知道的原因，不能让别人看到他们在舍列梅季耶夫机场的国际航站出现。这趟在傍晚时分飞抵莫斯科郊外的航班也是如此。
亚历山大·康克林跛着脚走出封闭式扶梯，伯恩跟在他后面，拎着两个特大号旅行包，他们俩就带了这么点行李。季米特里·克鲁普金从豪华轿车里钻出来，快步朝他们走去；这时扶梯也被从飞机旁拖开了，巨大的喷气式引擎开始发出怒吼。
“你们的医生朋友怎么样了？”苏联情报官在轰鸣声中扯着嗓子问道。
“他还坚持着呢！”康克林吼道，“虽说不一定能挺过来，可是他顽强得要命！”
“阿列克谢，这可是你自己的错！”喷气机滑行走了，克鲁普金也相应地放低了声音。虽然说话还是很响，但已经不用大吼大叫了，“你本该给使馆那边的谢尔盖打电话。不管你们要去什么地方，他的那队人都做好了护送的准备。”
“实际上，我们当时觉得如果找人护送，就等于是发出了警报。”
“与其等着别人来袭击，还不如发个警报让他们知难而退！”俄国人反驳说，“要是有我们保护，卡洛斯的人绝对不敢动你们。”
“不是‘胡狼’！——‘胡狼’。”康克林突然把嗓门降低成正常谈话的音量，因为远处飞机的轰鸣声一下子低了下来。
“当然不是他——他在这里。是他的那帮手下在奉命行事。”
“不是他的手下，也不是他下的命令。”
“你说什么？”
“这事我们以后再说。咱们快离开这儿。”
“等等，”克鲁普金扬起了眉毛，“我们得先谈谈——首先，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祖国俄罗斯。其次，不管见到什么人，如果你们能缄口不提我在敌对的、好战的西方国家为苏联政府效力时的某些生活方式，我将不胜感谢。”
“知道吗，克鲁普金，他们总有一天会逮到你。”
“不可能。他们很喜欢我，因为我给克格勃弄来了一大堆有用的小道消息，都是关于那个糜烂堕落的所谓‘自由世界’中的上层阶级，在这方面派驻境外的任何官员都比不上我。而就在那一个糜烂堕落的世界里，我还会好好地招待我的上级，哪个地方的驻外办公室都没我妥帖。现在，我们如果能在莫斯科把‘胡狼’逼入绝境，我肯定会以英雄的身份跻身政治局。”
“到时候你就能大偷特偷了。”
“干吗不偷？大家都这么干。”
“你能不能告诉我，”伯恩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把两个旅行包放到地上，“出了什么事？捷尔任斯基广场那边有进展吗？”
“我们开始还不到三十个小时，因此成果还不算太寒碜。我们把卡洛斯潜伏间谍的范围缩小到了十三个嫌疑人，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这些人处于全面监控之下，人力和电子手段并用；我们知道这些人每一分钟所处的确切位置，也知道他们和谁见面，跟谁在电话上交谈……我在和两位高层的政治委员合作，他们俩根本就不会说法语——连文雅一点的俄语都说不出来。不过，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关键在于，他们俩都很保险，而且非常忠诚；他们不肯再和纳粹干仗，不过倒是愿意为了逮捕‘胡狼’出力。他们在安排监控的时候很配合。”
“你们搞的监控太差劲了，这你心里有数，”康克林说，“那帮家伙追的明明是个男人，却会在女厕所里给马桶翻盖绊倒。”
“这次不会，因为人是我亲自挑的，”克鲁普金坚持说，“除了我们自己的四个人之外——他们全都在诺夫哥罗德受过训，监控人员都是从英国、美国、法国和南非叛逃过来的——全都有情报工作的背景——按照你们西方人的说法，他们要是搞砸了，就会丢掉自己在乡间的宅邸。我确实很想被任命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我也许会被派驻到华盛顿，要不就是纽约。”
“到那边你就能大偷特偷了。”
“你很淘气，阿列克谢，非常淘气。不过，等喝过五六杯伏特加之后，别忘了提醒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的代办两年前在弗吉尼亚买了一处房产。价格可真叫便宜，提供资金的是里士满Rid，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的一家银行，他的情人就在那儿工作。现在，有个开发商想出十倍的价钱把它买下来！……来吧，上车。”
“我真不敢相信你们会谈这些。”伯恩拿起旅行包说。
“欢迎来到高技术情报的真实世界，”康克林轻声一笑，“至少从某种角度来看是这样。”
“不过，从所有的角度看也都一样，”一行人朝豪华轿车走去的时候，克鲁普金继续说，“各位，咱们坐在官方轿车上的时候就别谈这些了，好不好？顺便说一句，给你们安排在马克思大道上的都会饭店，是个有两间卧室的套房。那地方很方便，我亲自关掉了所有的窃听设备。”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可你是怎么办到的呢？”
“尴尬是克格勃最害怕的敌人，这一点你很清楚。我跟内部的保卫机构说，录下来的内容可能会使某些惹不起的人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谁要是无意中听了录音带，肯定会被他们发配到堪察加半岛去。”他们走到车前，司机过来打开了左侧的后车门。他穿着一身深棕色的西服，和谢尔盖在巴黎穿的那套衣服一模一样。“料子是一样的，”克鲁普金注意到了同伴发现相似服装时的反应，就用法语说道，“不幸的是，裁剪可是大不相同。我让谢尔盖把衣服拿到巴黎新区改过了。”
都会饭店的房子是革命前造的，后来经过了整修。它装饰华丽的建筑样式正是沙皇喜欢的风格，他见识过崇尚精致繁复的“世纪末”之风的维也纳和巴黎。天花板挑得很高，大理石随处可见，间或装点在墙上的挂毯则是无价之宝。极尽精致的大堂本身就带着一种针对政府的蔑视，因为这个政府竟然允许这么多寒碜的公民侵入它高贵的地盘。饭店里华美的墙壁，耀眼生辉、雕刻精细的枝形吊灯，仿佛都在以鄙视的眼光盯着那些微不足道的闯入者。不过，这种印象对季米特里·克鲁普金并不适用；派头十足的他在这个环境之中不仅轻松自在，简直就是得其所哉。
“同志！”克格勃情报官陪着客人走向电梯时，饭店的经理悄悄喊了他一声，“有您的一条紧急消息。”他说着快步走到克鲁普金身边，把一张叠好的纸条塞进他手中，“他们让我把消息交给你本人。”
“这事你已经办妥了，谢谢。”克鲁普金看着经理走开，然后背对着伯恩和康克林打开了纸条。“我得马上和捷尔任斯基广场的总部联系。”他说着转过身来，“纸条上是我二号政治委员的分机号。走，咱们快点。”
他们住的套间和大堂一样，也属于另一个年代，另一个时期，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另一个国家的风格。惟一遗憾的就是屋里那些褪色的布料，而原来的装饰线条修复得也不尽如人意。这些不完美的地方，愈发强化了过去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两间卧室门对着门，中间隔着一个硕大的起居室；起居室里配有一座铜制的吧台，还有好几瓶很难在莫斯科的货架上见到的酒。
“你们随便喝。”克鲁普金说着朝电话走去。电话机放在一张仿制的古董桌上，桌子的样式不伦不类地混杂着安妮女王和路易后期的两种家具风格。“哦，阿列克谢，我忘记了，我再给你要点茶、矿泉水什么的——”
“不用了。”康克林从伯恩手里拿过自己的旅行包，朝左边的卧室走去。“我得好好洗洗；那架飞机脏得要命。”
“我敢说，机票的费用还是挺让你满意的。”克鲁普金一边提高声音回答，一边开始拨号，“顺便说一句，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你们俩的武器都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都是点三八口径的格拉齐布里亚自动手枪……来吧，伯恩先生，”他又加了一句，“你不用戒酒，而且又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我这个电话可能得打半天。我的二号政治委员就爱夸夸其谈。”
“我是得来一杯。”伯恩说着把自己的旅行包丢在另一间卧室门口。他走到吧台前，挑了一瓶知道名字的酒给自己倒了一杯，这时克鲁普金也用俄语说了起来。伯恩听不懂这门语言，于是就走到两扇教堂风格的窗前，俯瞰楼下那条名为马克思大道的宽阔街道。
“你好……是，是——为什么？……那就去萨多瓦亚街，二十分钟。”克鲁普金挂断电话，恼怒而厌烦地摇了摇头。看到这个动作，伯恩转向了苏联人。“伯恩先生，我的二号头头这一次可不是很健谈。碰到紧急情况和发号施令的时候，他就顾不上闲扯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克鲁普金朝左边的卧室瞟了一眼，提高了嗓门。“阿列克谢，快出来！赶紧！……我刚才跟他解释来着，说你们刚到没一会儿，”克格勃官员又转向伯恩继续说，“但他根本就不买账。我甚至还跟他说，有一个客人已经在洗澡了，他听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让他出来，穿好衣服。’”康克林一跛一跛地出了卧室门，边走边拿毛巾在湿乎乎的脸上揩，衬衫都还没扣好。“不好意思，阿列克谢，我们必须去。”
“去哪儿？我们才到这里啊。”
“我们在萨多瓦亚街上征用了一套公寓——那地方可是莫斯科的‘豪华大道’，伯恩先生。虽然比不上香榭丽舍大街，但也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小地方。沙皇搞建筑还是有一套的。”
“那地方有什么？”康克林追问道。
“一号政治委员，”克鲁普金回答说，“我们要把那
套公寓作为——怎么说呢，我们的总部。那套房子小一点，住着很舒服，是捷尔任斯基广场的附属机构，只不过这一点除了咱们这五个人之外谁也不知道罢了。我们得立即赶过去，有情况。”
“这理由对我来说足够了。”伯恩说着把酒杯搁在铜制的吧台上。
“把酒喝完，”康克林笨拙地快步又进了房间，“我得把耳朵眼里的肥皂弄干净，还要把那只该死的靴子重新拴一遍。”
伯恩拿起杯子，瞥见苏联外勤特工正注视着康克林的背影。他额头微蹙，表情竟然有点伤感。“亚历山大残废之前你就认识他了，对吧？”伯恩轻声问道。
“啊，对，伯恩先生。我们相识有二十五六年了。伊斯坦布尔、雅典、罗马……阿姆斯特丹。他是个杰出的对手。当然了，那时候我们还年轻；都还没发胖，行动也迅速，对自己信心十足，只想着追逐心目中为自己定下的目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也知道，我们俩都很棒。其实他比我还要厉害，但你可不能告诉他我说了这话。他总是能把握全局，看得比我更远。当然，这都是因为他身上有俄罗斯人的基因。”
“你为什么用‘对手’这个词？”伯恩问道，“一听这个词就让人想到体育运动，好像你们俩一直在比赛似的。他难道不是你的敌手吗？”
克鲁普金的大脑袋刷地转向了伯恩。他冷冷的双眼就像是两颗玻璃球，没有一丝热情。“他当然是我的敌手，伯恩先生。为了让你认识得更清楚一点，他现在还是我的敌手。请你别错把我的宽容当成其他的东西。一个人的弱点也许会影响自己的信仰，但决不会削弱它。我也许没有天主教徒那样的方便，借着忏悔抵偿了自己的罪过之后，就可以违背信仰继续犯罪；不过，我的确是个信徒……在罗曼诺夫王朝，我祖父母那一辈的人要是从贵族的庄园里偷了几只鸡，就会给吊死——先生，是吊死！我的祖辈几乎全都大字不识，少数几个能上几天学的已经算是幸运之极，教育什么的就别提了。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指引下，伟大的苏维埃革命让一切有了新的开端。我们确实犯过成千上万的错误——许多错误是不可原谅的，更多的错误则很残酷——但至少我们有了个开端。我本人既是这种开端的证明，也是它造成的错误。”
“你这话我可不是很明白。”
“这是因为，你和你们那帮羸弱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搞不懂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白的道理。伯恩先生，《资本论》认为，社会要经历许多发展阶段才能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公正。”
“在这方面我可不算内行。”
“不用内行也能明白。”
“告诉我，”伯恩刚开口，就听到——他们俩都听见了——康克林关上了房间里的水龙头，“你能下得了手杀亚历山大——杀阿列克谢吗？”
“当然能，就跟他能下手杀我一样——只要情报的价值要求我们这么做，虽说下手时会很痛惜。我们就是干这行的。这一点我们都明白，只是常常不愿承认而已。”
“你们两个人我可是一个都搞不明白。”
“就别费劲了，伯恩先生，因为你还没到那一步。你也差不多了，但现在还没到。”
“拜托你解释一下行不行？”
“如今你正在顶点上，杰森——能叫你杰森吗？”
“没问题。”
“你现在五十左右，不是多一两岁就是少一两岁，对吧？”
“没错。过几个月我就五十一了。那又怎么样？”
“阿列克谢和我已经到六十了——知道这差别有多大吗？”
“我怎么能知道呢？”
“我来告诉你。你还觉得自己是个年轻人，是刚过青春期的小伙子，以为自己会毫不耽搁地按照头脑里的指令行事。从很多方面来说，你这么想没错。你可以自如地控制身体的动作，意志也一如往常；你仍然是自己躯体的主宰。但突然间，尽管你的意志仍旧很坚强，身体也跟以前一样结实，你的头脑却在暗中慢慢地开始造反，它认为没必要立即作出决定——不管是在思维还是身体方面。简单地说，我们不那么在乎了。我们苟延残喘了下来，这到底是应该遭到谴责，还是应该得到祝贺？”
“我觉得你刚才这番话是在说，你下不了手杀亚历山大。”
“可别打包票，杰森·伯恩——不管你叫伯恩、大卫还是什么。”
康克林出了卧室门。他走路时跛得很明显，疼得直咧嘴。“咱们走。”他说。
“你是不是又没拴好？”伯恩问道，“要不要我——”
“得了吧，”康克林恼怒地打断了他，“谁要是想把那该死的破玩意儿拴好，得会柔术才行。”
伯恩明白了，他忘了自己以前也曾想帮康克林调整假肢。克鲁普金看了看康克林，脸上又露出了那副夹杂着伤感和好奇的古怪表情；随即他很快地说道：“车子停在斯维尔德洛夫街上。停那边不会太显眼。我这就叫大堂的服务生把车开过来。”
“谢谢。”康克林说着感激地瞥了他一眼。
繁忙的萨多瓦亚街上有一座年代久远的石砌楼房，他们去的那套豪华公寓只是楼里众多公寓里的一间。和都会饭店一样，这栋楼房也体现出了旧俄罗斯帝国宏伟而奢华的建筑风格。公寓主要用来接待来访的达官贵人，而且都安放了窃听器。打扫房间的女佣、门房和服务台职员中有一些直接受雇于克格勃，其他的人也都会频频受到克格勃的盘问。公寓的墙壁上铺满了红色的天鹅绒；结实的家具还能让人想起古老帝国的遗风。但是，在起居室装饰华丽的巨大壁炉右侧，却扎眼地戳着一件能让室内设计师做噩梦的东西：一台颜色漆黑、硕大无朋的落地式电视机，机子上各式各样的磁带仓一应俱全，可以播放不同规格的录像带。
与房间里的装饰格格不入的第二样东西是一个体态肥硕、一身制服皱皱巴巴的男子。毫无疑问，此君肯定会唐突人们记忆中罗曼诺夫时代人物的优雅形象。他粗豪的脸肥嘟嘟的，灰白的短发贴着脑壳剪得很短，缺了一颗牙，周围的其他牙齿也全变了色，这说明他从来不看牙医。这是一张农民的脸，那双窄窄的、总是眯缝着的眼睛透露出农民式的狡猾和精明。他就是克鲁普金的二号政治委员。
“我英语不行，”身穿制服的男子朝来客点点头说，“不过能懂。另外，对你们我没名字，没官方职务。叫我上校，行吧？这军衔比我的军衔低，不过所有美国人都以为克格勃里的所有苏联人都是‘上校’，对吧？这样可以吧？”
“我会说俄语，”康克林答道，“如果你觉得更方便就说俄语好了，我来给我的同事翻译。”
“哈！”上校大吼一声笑了起来，“那克鲁普金就没法蒙你了，对不对？”
“对，他蒙不了我。”
“那好啊。他说话太快了，是吧？就连用俄语，他嘴里的词儿也像机关枪子弹一样乱蹦。”
“他说起法语来也一样，上校。”
“说到这儿，”季米特里·克鲁普金打断了话茬，“同志，咱们可以讨论眼前的问题了吧？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同事让我们马上赶到这儿来。”
“行！马上就谈。”克格勃军官走向那台乌黑的大电视机，拿起一只遥控器，又转向了其他几个人，“我还是说英语——很好的练习……来。看。所有东西都在一盘带子上。拍这些材料的人都是克鲁普金挑的，有男有女，他们一直在跟踪那几个说法语的家伙。”
“他们绝不会被‘胡狼’拉拢过去。”克鲁普金解释说。
“看！”农民上校说着按下了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钮。
电视机的荧光屏亮了起来，开头的几段录像拍得很差，画面还总在跳动。大部分是在车窗里用手持式摄像机拍的。一段接一段的画面显示的都是特定的几名男子，他们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行走，或是钻进公家的汽车；有的是自己开车去城市的各个地方，有的则是司机送。有几段录像中的人还取道乡间小路去了城外。在每一段录像里，被监控的对象都和其他人见了面，有男有女；碰到这种时候摄像机镜头就会拉近，放大他们的脸部。有几段录像是在建筑物内部拍的，画面既模糊又昏暗，这是因为光线不足，拍摄者还得别别扭扭地把机器藏起来。
“那是个高级妓女！”看到画面上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头陪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女人走进电梯，上校笑着说，“瓦尔沙夫科耶街上的索尔尼奇酒店。我得亲自去核查一下将军开房的收据，然后就能拉到一个忠诚的盟友了，对吧？”
画面不断跳动、经过交叉剪辑的录像带继续向前播放，克鲁普金和两个美国人看着这些似乎没完没了、毫无意义的录像资料，不禁觉得有些厌倦。突然，一段室外拍摄的画面呈现出一座巨大的教堂，人行道上人来人往，从光线看是在傍晚拍的。
“红场的圣巴西勒大教堂，”克鲁普金说，“它现在改成了博物馆，还是个很棒的博物馆。不过，偶尔还会有些狂热的教徒——通常是外国人——在里面搞些小型宗教仪式。谁也不会去干预的；当然了，那帮狂热分子巴不得我们那么干呢。”
屏幕又变得模糊了，抖动的焦点老是一晃一晃，幅度还很大；镜头移到了大教堂里面，可以看出操作摄像机的特工在人群中给推来挤去。然后镜头稳定了下来，可能是靠在柱子上拍的。镜头现在对准了一个老年男子，他的一头白发和身上那件黑色的轻便雨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沿着靠边的一条过道若有所思地往前走，眼睛瞥着一排排圣像，还有高处雄伟的彩色玻璃窗。
“罗琴科，”农民上校用低沉的声音说，“伟大的罗琴科。”
屏幕上的男子走进了一个地方，看样子是石头大教堂里的一个宽敞角落。两根放在基座上的粗大蜡烛在墙壁上投下闪动的阴影。摄像机镜头猛地向上移去，特工也许是站到了便携的小凳上，要不就是匆忙中找了个箱子垫脚。变焦镜头推过一群群游客，画面突然间清晰了起来，拍到的人也更大了。白头发的监控对象朝另一个男人走去，那是个身穿教士服的牧师——他略微秃顶，身材瘦削，肤色黝黑。
“是他！”伯恩喊道，“是卡洛斯！”
接着，第三个人又出现在屏幕上，和前两个人站在一起。这一次康克林喊了起来。
“天哪！”他大吼一声，这时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电视机。“在这儿定格！”克格勃政治委员立刻拿起遥控器停下录像机；画面静止了，虽然还在抖动，却停在了那一帧上。“另外那个人！大卫，你认出他没有？”
“我好像认识他，好像又不认识。”伯恩答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这时，多年前的种种画面开始在他脑海中的屏幕上浮现。爆炸、刺眼的强光，几个模糊的身影冲进一片丛林……接着有一个人，是个东方人；他中了好多枪，在尖叫，身体硬是被自动武器的子弹打到了一棵大树的树干上。一团团迷雾升起又消散了，显露出一个像是军营的房间。几个军人坐在一张长桌的后面，桌子右边放着一把椅子，坐在上面的人显得很紧张，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没有丝毫先兆，伯恩突然就认出了那个人——那是他自己！是年轻时的自己，比现在要年轻得多。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他身穿制服，在椅子前面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雪貂；他无情地斥责着那个当时被称作三角洲一号的人……伯恩倒抽了一口凉气，两眼定定地看着电视屏幕，他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脑海中怒冲冲踱着步的那个身影，只不过现在年纪老得多。“西贡北方大本营里的那个法庭。”他低声说。
“是奥格尔维。”康克林说。他的声音听起来遥远而又空洞。“布赖斯·奥格尔维……我的天，他们真的联络上了。梅杜莎找到了‘胡狼’！”
35
白金汉·普里查德坐在蒙塞特拉总督府亨利·赛克斯爵士的办公室里，他身旁是穿着制服的叔叔、移民局副局长西里尔·西尔维斯特·普里查德。在两人的旁边，副局长的右首坐着他们的律师。此人是赛克斯经过一番好言相劝在当地找来的最好律师，让他为普里查德叔侄提供法律建议，因为直辖总督府对这两个人提出了恐怖主义同谋的起诉。亨利爵士坐在办公桌后面，颇为震惊地望着那位名叫乔纳森·莱缪尔的律师；律师则仰起了脑袋，两眼盯着天花板，这倒不是为了去看那台在潮湿空气中旋转的大吊扇，而是表示他实在是难以置信。莱缪尔律师毕业于剑桥大学，曾是一个从殖民地来的“拿奖学金的孩子”；许多年前，他在伦敦赚足了钱之后，趁着人生的金秋时节返回故乡蒙塞特拉，好享受他的劳动成果。实际上，是亨利爵士说服他这位已经退休的黑人朋友为一对白痴提供法律帮助，他俩可能自己把自己卷进了一起严重的国际事件。
让亨利爵士深感震惊、令乔纳森·莱缪尔既难以置信又大为恼怒的原因，就来自刚才赛克斯和移民局副局长的这一段谈话。
“普里查德先生，我们已经查明你的侄子偷听了约翰·圣雅各和他姐夫——美国人大卫·韦伯先生——的电话交谈。更有甚者，你这位侄子白金汉·普里查德主动承认——他竟然还挺兴奋——他打电话向你通报了那次交谈中的某些信息；而你又非常明确地对他说，你必须立即和巴黎联系。是不是这样？”
“一点不错，亨利爵士。”
“你跟巴黎的什么人联系了？电话号码是多少？”
“尽管我非常敬重你，先生，可我发了誓要保密的。”
听到这个直截了当而又大出意料的回答，乔纳森·莱缪尔才抬起头来，震惊不已地盯着天花板。
亨利·赛克斯定了定神，结束了这因惊诧而起的短暂停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普里查德先生？”
“我和我侄子加入了一个与世界各国伟大领袖有关的国际组织，我们俩发誓要严守秘密。”
“我的天，他还真相信这个。”赛克斯爵士嘟哝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莱缪尔低下头说，“我们这儿的电话服务可不算是特别先进，特别是在付费电话方面。我估计那帮人指示你们用付费电话，但用不了一两天时间，你们拨打的号码就能追查出来。现在直接把号码告诉亨利爵士不就得了？显然他需要尽快知道这个号码，所以，这又能有什么损害呢？”
“先生，这会损害我们在组织中的上级。这一点他们可是亲口告诉我的，说得非常明确。”
“这个国际组织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亨利爵士。这也是需要‘掩秘’的一部分内容啊，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不明白的人恐怕是你，普里查德先生。”亨利·赛克斯说，他急促的语调显出了怒气。
“哦，可是我确实明白啊，亨利爵士，我会证明给你看的！”副局长插话说。他向屋里的几个人望去，仿佛是要让满腹狐疑的赛克斯、大为震惊的律师，还有那个对他极为崇拜的侄子注意到他有多自信。“有一大笔钱从瑞士的一家私人银行机构直接电汇到了我在蒙塞特拉的个人账户。他们的指示很明确，不过还是挺灵活的。这笔资金我可以随意使用，以完成委派给我的任务……交通、招待、住宿——他们说钱完全交给我支配，不过，我当然得把所有的开销记录下来，我这个仅次于局长的移民局官员在岗位上一向也是如此……那些人和我素未谋面，只知道我的声誉和职位令人羡慕；他们要不是高居上层的顶尖人物，又怎么会把这样的一笔巨款托付给我？”
亨利·赛克斯和乔纳森·莱缪尔又对视了一眼，他们现在不仅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而且完全被吸引住了。赛克斯爵士往办公桌前一倾身。“除了——咱们这么说吧，除了密切观察约翰·圣雅各之外——这显然需要你侄子的参与，你们还有其他的任务吗？”
“没有了，先生。不过我敢肯定，那些领袖一旦获悉我的表现有多么出色，其他的任务也会接踵而来。”
乔纳森·莱缪尔平静地把一只手从椅子扶手上抬起了几厘米，止住了红头涨脸的赛克斯。“告诉我，”他用温和的态度飞快地说，“从瑞士汇来的这一大笔钱，数额到底是多少？这个数额无关紧要，而且亨利爵士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你那家受总督府法律约束的银行，所以就请你直接告诉我们吧。”
“三百英镑！”年长的普里查德说。听得出来，他对自己的价值颇感自豪。
“三百……？”律师的声音低了下去。
“不算很惊人，啊？”赛克斯爵士嘟哝道。他无话可说，往椅背上一靠。
“差远了。”莱缪尔继续问道，“你们大概花了多少？”
“不是大概，是精确。”移民局副局长的语气很肯定。他从制服胸前的口袋里摸出了一本小记事本。
“我这位杰出的叔叔向来都很精确。”白金汉·普里查德说。
“谢谢你，侄儿。”
“花了多少？”律师追问道。
“整整二十六英镑二十五便士，相当于一百三十二东加勒比元，兑换时按照最新的汇率四舍五入到了小数点后两位——在这一项上我自己贴了四毛八，也记在本子上了。”
“太奇妙了。”目瞪口呆的亨利·赛克斯拉长了声音说。
“每一张发票我都留着呢，一丝不苟。”副局长说。他拿着本子越念越来劲。“发票全锁在旧罗德湾我家的保险箱里头，它们包括以下几项：往宁静岛打本地电话，总计七块一毛八——我可不会为此动用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往巴黎打长途，二十三块六毛五；我和侄儿在视角酒店吃饭花了六十八块八毛，当然，是为了谈公务——”
“可以了。”乔纳森·莱缪尔插话说。尽管吊扇的风对这间屋子来说已经足够，黑人律师还是用手绢擦了擦冒汗的额头。
“我准备在适当的时间把这些发票全交上去——”
“我刚才说可以了，西里尔。”
“你们应该知道，有个出租车司机主动说他可以把发票的价格多填一点；身为政府官员，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够了！”亨利·赛克斯大发雷霆，脖子上的青筋都露了出来，“该死，你们俩都是一等一的大傻蛋！竟然以为约翰·圣雅各是什么罪犯，简直太荒谬了！”
“亨利爵士，”年轻的普里查德插话说，“我亲眼目睹了宁静岛酒店发生的事！实在太可怕了。码头上停着棺材，礼拜堂被炸毁，政府派来的船包围了我们那个平静的小岛——还有那些枪声，先生！我们得过好几个月才能全面恢复营业。”
“一点不错！”亨利·赛克斯吼道，“你真的以为约翰·圣雅各会心甘情愿地炸掉自己的房产，毁掉自己开的店？”
“亨利先生，在外头那些罪犯的世界里，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情呢。”洞悉世情的西里尔·西尔维斯特·普里查德说，“身为政府官员，我听说过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侄儿描述的事件应该叫声东击西，目的是为了制造假象，让人们误以为那帮恶棍是受害者。这一切他们都跟我详详细细地解释过。”
“喔，解释过是吧？”前任的英国陆军准将喊道，“那好，我来跟你解释点别的东西，好不好？你们俩给一个被世界各国通缉的国际恐怖分子耍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协助、配合这样的一个杀手，在全世界将面临怎样的通用刑罚？我说得简单一点，省得你们俩听不明白——当然，你是政府官员嘛……是枪毙！如果不那么仁慈的话，就是公开绞刑！我再问你一遍，巴黎那个该死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副局长还在竭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尽管浑身发抖的侄子紧紧抓着他的左胳膊，他自己伸向笔记簿的手也在打颤，“我给你们写下来……打电话时就说要找‘黑鸟’。得用法语，亨利爵士。我能说几个字，亨利爵士。几个字的法语——亨利爵士。”
在切萨皮克湾的一所房子里，有个带枪的警卫过来叫约翰·圣雅各。警卫穿着白色宽松长裤和肥大的白色亚麻衬衫，一身周末客人的休闲打扮。圣雅各走进了他们这所新安全屋的图书室。中等个头的警卫站在走廊里，他长得很结实，轮廓鲜明的五官一看就是西班牙人；警卫朝宽大的樱桃木写字台一指：“您的电话，琼斯先生。是局长。”
“谢谢，赫克托。”约翰说着站住了，“‘琼斯先生’这个称呼有必要吗？”
“跟‘赫克托’一样有必要。我的真名是罗杰……或者是丹尼尔。管他呢。”
“明白了。”圣雅各走到写字台前拿起了电话，“霍兰？”
“你那位朋友赛克斯弄到的号码是条死路，不过还有点用。”
“借用我姐夫常说的一句话，请你讲英语，否则我听不懂。”
“那个号码在塞纳河边马莱区的一家咖啡馆。打电话的人应该说要找‘黑鸟’——法语是‘un oiseau noir’——然后那边就会有人放开嗓门去喊。如果‘黑鸟’在那儿，就可以联系上。如果他不在，那就以后再打。”
“这有啥用？”
“我们会再打的——一遍又一遍地打——而且要在咖啡馆里放一个人。”
“其他的情况怎样？”
“我能告诉你的情况很有限。”
“该死的！”
“玛莉会告诉你——”
“玛莉？”
“她正在回国的路上。她都快气疯了，但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也松了一口气。”
“她干吗要生气？”
“我给她订的回国机票是很低调的远程航班，而且还得中转好几趟——”
“天哪，干吗要这样？”玛莉的弟弟愤愤地打断了他，“见鬼，你该派架飞机去接她！对你来说，她可比那帮愚蠢的国会议员和曲里拐弯的政府官僚重要多了，那种蠢货你都肯派飞机送来送去。霍兰，我可不是开玩笑！”
“那些飞机不是我派的，”局长答得很坚决，“是别的人。我要是派飞机去外国领土，就会引起太多的疑问和好奇心，我也只能跟你说这么多。比起舒适，她的安全重要得多。”
“这我同意，大老板。”
局长沉默了片刻，显然很恼火。“知道吗？你这家伙并不是很讨人喜欢。”
“我姐受得了我，光这一点抵消你的看法就绰绰有余。她怎么就松了口气？——你说的好像是‘作为妻子和母亲’？”
霍兰又停了一下。这倒不是因为恼火，而是在寻找合适的词句，“发生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我们谁也没预料到，连想都没想过。”
“呵，我可又听到美国权势集团那种著名的屁话了！”圣雅各吼道，“这一回你们又把什么情况漏掉了？有人给阿亚图拉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在巴黎的代理人送去了一卡车美国导弹？出什么事了？”
彼得·霍兰又有一会儿没吭声，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不过，电话上还是能听到他在喘粗气，“知道吗，年轻人，我完全可以马上挂断电话，给你来个不闻不问。这么做对我的血压应该很有好处。”
“听着，大老板，在外头逃命的可是我姐，还有她嫁的老公，我觉得那家伙人很不错。五年前，在香港和东边的那些地方，你们这帮该死的混蛋——我再说一遍，你们这帮混蛋——差点儿就把他俩都害死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并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两个也不知是人太好还是人太笨，就是不肯开口；但凭着我知道的那么一点情况，就算把岛上一个服务员的工资托付给你们我都不放心！”
“说得有道理，”霍兰的
火气降了下来，“虽说我这么解释也许没什么用，但当时我还不在中情局。”
“是没用。那是你们的秘密体制。换了你也会干出同样的事情。”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我也许真的会那么做。假如你知道那种形势，你也会跟我一样。但这么说也没有用。以前的事已经是历史了。”
“如今的事可是现在，”圣雅各插话说，“巴黎出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太好的事情’？”
“据康克林说，有人在蓬特卡尔的私人机场设下了埋伏。伏击失败了。你姐夫没受伤，亚历山大也安然无恙。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我知道这些也就放心了。”
“刚才我和玛莉通过话。她在马赛，明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就能飞到这边。我会亲自去接她，然后再一起坐车来切萨皮克湾。”
“大卫在干吗？”
“谁？”
“我姐夫！”
“哦……对，当然了。他在去莫斯科的路上。”
“啊？！”
苏联航空的喷气机打开反推装置，拐出了莫斯科舍列梅季耶夫机场的跑道。飞行员沿着旁边的一条起飞跑道向前滑行，把飞机停在距离航站四百米的地方，与此同时机上分别用俄语和法语播送了通知：
“旅客们，下机的时间要延误五到七分钟。请大家不要离开座位。”
播送消息时并没有作任何解释；在这趟来自巴黎的航班上，不是苏联公民的乘客听到通知后就继续看书看报了，他们还以为延误是因为等待起飞的航班太多。但是，苏联公民和少数几个了解苏联航班到港程序的人却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这架伊留申巨型喷气机的前部用帘子隔出了一个小小的座舱，专为旁人见不到的特别乘客保留。现在，这个座舱里的乘客正在转移；他们就算不是全部离开，至少也得下一部分。按照惯例，一座装有封闭金属扶梯的升降平台会被推到前舱门处。几十米外的地方肯定停着一辆政府的豪华轿车；在那些特别乘客下了飞机、走向轿车的短暂时间里，他们的后背会暴露在别人的视线之中，这时候机舱里的乘务员就要四处巡视，以防有人把相机拿出来。从来就没人这么干。这些特殊乘客归克格勃管；出于只有克格勃才知道的原因，不能让别人看到他们在舍列梅季耶夫机场的国际航站出现。这趟在傍晚时分飞抵莫斯科郊外的航班也是如此。
亚历山大·康克林跛着脚走出封闭式扶梯，伯恩跟在他后面，拎着两个特大号旅行包，他们俩就带了这么点行李。季米特里·克鲁普金从豪华轿车里钻出来，快步朝他们走去；这时扶梯也被从飞机旁拖开了，巨大的喷气式引擎开始发出怒吼。
“你们的医生朋友怎么样了？”苏联情报官在轰鸣声中扯着嗓子问道。
“他还坚持着呢！”康克林吼道，“虽说不一定能挺过来，可是他顽强得要命！”
“阿列克谢，这可是你自己的错！”喷气机滑行走了，克鲁普金也相应地放低了声音。虽然说话还是很响，但已经不用大吼大叫了，“你本该给使馆那边的谢尔盖打电话。不管你们要去什么地方，他的那队人都做好了护送的准备。”
“实际上，我们当时觉得如果找人护送，就等于是发出了警报。”
“与其等着别人来袭击，还不如发个警报让他们知难而退！”俄国人反驳说，“要是有我们保护，卡洛斯的人绝对不敢动你们。”
“不是‘胡狼’！——‘胡狼’。”康克林突然把嗓门降低成正常谈话的音量，因为远处飞机的轰鸣声一下子低了下来。
“当然不是他——他在这里。是他的那帮手下在奉命行事。”
“不是他的手下，也不是他下的命令。”
“你说什么？”
“这事我们以后再说。咱们快离开这儿。”
“等等，”克鲁普金扬起了眉毛，“我们得先谈谈——首先，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祖国俄罗斯。其次，不管见到什么人，如果你们能缄口不提我在敌对的、好战的西方国家为苏联政府效力时的某些生活方式，我将不胜感谢。”
“知道吗，克鲁普金，他们总有一天会逮到你。”
“不可能。他们很喜欢我，因为我给克格勃弄来了一大堆有用的小道消息，都是关于那个糜烂堕落的所谓‘自由世界’中的上层阶级，在这方面派驻境外的任何官员都比不上我。而就在那一个糜烂堕落的世界里，我还会好好地招待我的上级，哪个地方的驻外办公室都没我妥帖。现在，我们如果能在莫斯科把‘胡狼’逼入绝境，我肯定会以英雄的身份跻身政治局。”
“到时候你就能大偷特偷了。”
“干吗不偷？大家都这么干。”
“你能不能告诉我，”伯恩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把两个旅行包放到地上，“出了什么事？捷尔任斯基广场那边有进展吗？”
“我们开始还不到三十个小时，因此成果还不算太寒碜。我们把卡洛斯潜伏间谍的范围缩小到了十三个嫌疑人，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这些人处于全面监控之下，人力和电子手段并用；我们知道这些人每一分钟所处的确切位置，也知道他们和谁见面，跟谁在电话上交谈……我在和两位高层的政治委员合作，他们俩根本就不会说法语——连文雅一点的俄语都说不出来。不过，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关键在于，他们俩都很保险，而且非常忠诚；他们不肯再和纳粹干仗，不过倒是愿意为了逮捕‘胡狼’出力。他们在安排监控的时候很配合。”
“你们搞的监控太差劲了，这你心里有数，”康克林说，“那帮家伙追的明明是个男人，却会在女厕所里给马桶翻盖绊倒。”
“这次不会，因为人是我亲自挑的，”克鲁普金坚持说，“除了我们自己的四个人之外——他们全都在诺夫哥罗德受过训，监控人员都是从英国、美国、法国和南非叛逃过来的——全都有情报工作的背景——按照你们西方人的说法，他们要是搞砸了，就会丢掉自己在乡间的宅邸。我确实很想被任命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我也许会被派驻到华盛顿，要不就是纽约。”
“到那边你就能大偷特偷了。”
“你很淘气，阿列克谢，非常淘气。不过，等喝过五六杯伏特加之后，别忘了提醒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的代办两年前在弗吉尼亚买了一处房产。价格可真叫便宜，提供资金的是里士满Rid，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的一家银行，他的情人就在那儿工作。现在，有个开发商想出十倍的价钱把它买下来！……来吧，上车。”
“我真不敢相信你们会谈这些。”伯恩拿起旅行包说。
“欢迎来到高技术情报的真实世界，”康克林轻声一笑，“至少从某种角度来看是这样。”
“不过，从所有的角度看也都一样，”一行人朝豪华轿车走去的时候，克鲁普金继续说，“各位，咱们坐在官方轿车上的时候就别谈这些了，好不好？顺便说一句，给你们安排在马克思大道上的都会饭店，是个有两间卧室的套房。那地方很方便，我亲自关掉了所有的窃听设备。”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可你是怎么办到的呢？”
“尴尬是克格勃最害怕的敌人，这一点你很清楚。我跟内部的保卫机构说，录下来的内容可能会使某些惹不起的人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谁要是无意中听了录音带，肯定会被他们发配到堪察加半岛去。”他们走到车前，司机过来打开了左侧的后车门。他穿着一身深棕色的西服，和谢尔盖在巴黎穿的那套衣服一模一样。“料子是一样的，”克鲁普金注意到了同伴发现相似服装时的反应，就用法语说道，“不幸的是，裁剪可是大不相同。我让谢尔盖把衣服拿到巴黎新区改过了。”
都会饭店的房子是革命前造的，后来经过了整修。它装饰华丽的建筑样式正是沙皇喜欢的风格，他见识过崇尚精致繁复的“世纪末”之风的维也纳和巴黎。天花板挑得很高，大理石随处可见，间或装点在墙上的挂毯则是无价之宝。极尽精致的大堂本身就带着一种针对政府的蔑视，因为这个政府竟然允许这么多寒碜的公民侵入它高贵的地盘。饭店里华美的墙壁，耀眼生辉、雕刻精细的枝形吊灯，仿佛都在以鄙视的眼光盯着那些微不足道的闯入者。不过，这种印象对季米特里·克鲁普金并不适用；派头十足的他在这个环境之中不仅轻松自在，简直就是得其所哉。
“同志！”克格勃情报官陪着客人走向电梯时，饭店的经理悄悄喊了他一声，“有您的一条紧急消息。”他说着快步走到克鲁普金身边，把一张叠好的纸条塞进他手中，“他们让我把消息交给你本人。”
“这事你已经办妥了，谢谢。”克鲁普金看着经理走开，然后背对着伯恩和康克林打开了纸条。“我得马上和捷尔任斯基广场的总部联系。”他说着转过身来，“纸条上是我二号政治委员的分机号。走，咱们快点。”
他们住的套间和大堂一样，也属于另一个年代，另一个时期，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另一个国家的风格。惟一遗憾的就是屋里那些褪色的布料，而原来的装饰线条修复得也不尽如人意。这些不完美的地方，愈发强化了过去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两间卧室门对着门，中间隔着一个硕大的起居室；起居室里配有一座铜制的吧台，还有好几瓶很难在莫斯科的货架上见到的酒。
“你们随便喝。”克鲁普金说着朝电话走去。电话机放在一张仿制的古董桌上，桌子的样式不伦不类地混杂着安妮女王和路易后期的两种家具风格。“哦，阿列克谢，我忘记了，我再给你要点茶、矿泉水什么的——”
“不用了。”康克林从伯恩手里拿过自己的旅行包，朝左边的卧室走去。“我得好好洗洗；那架飞机脏得要命。”
“我敢说，机票的费用还是挺让你满意的。”克鲁普金一边提高声音回答，一边开始拨号，“顺便说一句，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你们俩的武器都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都是点三八口径的格拉齐布里亚自动手枪……来吧，伯恩先生，”他又加了一句，“你不用戒酒，而且又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我这个电话可能得打半天。我的二号政治委员就爱夸夸其谈。”
“我是得来一杯。”伯恩说着把自己的旅行包丢在另一间卧室门口。他走到吧台前，挑了一瓶知道名字的酒给自己倒了一杯，这时克鲁普金也用俄语说了起来。伯恩听不懂这门语言，于是就走到两扇教堂风格的窗前，俯瞰楼下那条名为马克思大道的宽阔街道。
“你好……是，是——为什么？……那就去萨多瓦亚街，二十分钟。”克鲁普金挂断电话，恼怒而厌烦地摇了摇头。看到这个动作，伯恩转向了苏联人。“伯恩先生，我的二号头头这一次可不是很健谈。碰到紧急情况和发号施令的时候，他就顾不上闲扯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克鲁普金朝左边的卧室瞟了一眼，提高了嗓门。“阿列克谢，快出来！赶紧！……我刚才跟他解释来着，说你们刚到没一会儿，”克格勃官员又转向伯恩继续说，“但他根本就不买账。我甚至还跟他说，有一个客人已经在洗澡了，他听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让他出来，穿好衣服。’”康克林一跛一跛地出了卧室门，边走边拿毛巾在湿乎乎的脸上揩，衬衫都还没扣好。“不好意思，阿列克谢，我们必须去。”
“去哪儿？我们才到这里啊。”
“我们在萨多瓦亚街上征用了一套公寓——那地方可是莫斯科的‘豪华大道’，伯恩先生。虽然比不上香榭丽舍大街，但也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小地方。沙皇搞建筑还是有一套的。”
“那地方有什么？”康克林追问道。
“一号政治委员，”克鲁普金回答说，“我们要把那
套公寓作为——怎么说呢，我们的总部。那套房子小一点，住着很舒服，是捷尔任斯基广场的附属机构，只不过这一点除了咱们这五个人之外谁也不知道罢了。我们得立即赶过去，有情况。”
“这理由对我来说足够了。”伯恩说着把酒杯搁在铜制的吧台上。
“把酒喝完，”康克林笨拙地快步又进了房间，“我得把耳朵眼里的肥皂弄干净，还要把那只该死的靴子重新拴一遍。”
伯恩拿起杯子，瞥见苏联外勤特工正注视着康克林的背影。他额头微蹙，表情竟然有点伤感。“亚历山大残废之前你就认识他了，对吧？”伯恩轻声问道。
“啊，对，伯恩先生。我们相识有二十五六年了。伊斯坦布尔、雅典、罗马……阿姆斯特丹。他是个杰出的对手。当然了，那时候我们还年轻；都还没发胖，行动也迅速，对自己信心十足，只想着追逐心目中为自己定下的目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也知道，我们俩都很棒。其实他比我还要厉害，但你可不能告诉他我说了这话。他总是能把握全局，看得比我更远。当然，这都是因为他身上有俄罗斯人的基因。”
“你为什么用‘对手’这个词？”伯恩问道，“一听这个词就让人想到体育运动，好像你们俩一直在比赛似的。他难道不是你的敌手吗？”
克鲁普金的大脑袋刷地转向了伯恩。他冷冷的双眼就像是两颗玻璃球，没有一丝热情。“他当然是我的敌手，伯恩先生。为了让你认识得更清楚一点，他现在还是我的敌手。请你别错把我的宽容当成其他的东西。一个人的弱点也许会影响自己的信仰，但决不会削弱它。我也许没有天主教徒那样的方便，借着忏悔抵偿了自己的罪过之后，就可以违背信仰继续犯罪；不过，我的确是个信徒……在罗曼诺夫王朝，我祖父母那一辈的人要是从贵族的庄园里偷了几只鸡，就会给吊死——先生，是吊死！我的祖辈几乎全都大字不识，少数几个能上几天学的已经算是幸运之极，教育什么的就别提了。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指引下，伟大的苏维埃革命让一切有了新的开端。我们确实犯过成千上万的错误——许多错误是不可原谅的，更多的错误则很残酷——但至少我们有了个开端。我本人既是这种开端的证明，也是它造成的错误。”
“你这话我可不是很明白。”
“这是因为，你和你们那帮羸弱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搞不懂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白的道理。伯恩先生，《资本论》认为，社会要经历许多发展阶段才能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公正。”
“在这方面我可不算内行。”
“不用内行也能明白。”
“告诉我，”伯恩刚开口，就听到——他们俩都听见了——康克林关上了房间里的水龙头，“你能下得了手杀亚历山大——杀阿列克谢吗？”
“当然能，就跟他能下手杀我一样——只要情报的价值要求我们这么做，虽说下手时会很痛惜。我们就是干这行的。这一点我们都明白，只是常常不愿承认而已。”
“你们两个人我可是一个都搞不明白。”
“就别费劲了，伯恩先生，因为你还没到那一步。你也差不多了，但现在还没到。”
“拜托你解释一下行不行？”
“如今你正在顶点上，杰森——能叫你杰森吗？”
“没问题。”
“你现在五十左右，不是多一两岁就是少一两岁，对吧？”
“没错。过几个月我就五十一了。那又怎么样？”
“阿列克谢和我已经到六十了——知道这差别有多大吗？”
“我怎么能知道呢？”
“我来告诉你。你还觉得自己是个年轻人，是刚过青春期的小伙子，以为自己会毫不耽搁地按照头脑里的指令行事。从很多方面来说，你这么想没错。你可以自如地控制身体的动作，意志也一如往常；你仍然是自己躯体的主宰。但突然间，尽管你的意志仍旧很坚强，身体也跟以前一样结实，你的头脑却在暗中慢慢地开始造反，它认为没必要立即作出决定——不管是在思维还是身体方面。简单地说，我们不那么在乎了。我们苟延残喘了下来，这到底是应该遭到谴责，还是应该得到祝贺？”
“我觉得你刚才这番话是在说，你下不了手杀亚历山大。”
“可别打包票，杰森·伯恩——不管你叫伯恩、大卫还是什么。”
康克林出了卧室门。他走路时跛得很明显，疼得直咧嘴。“咱们走。”他说。
“你是不是又没拴好？”伯恩问道，“要不要我——”
“得了吧，”康克林恼怒地打断了他，“谁要是想把那该死的破玩意儿拴好，得会柔术才行。”
伯恩明白了，他忘了自己以前也曾想帮康克林调整假肢。克鲁普金看了看康克林，脸上又露出了那副夹杂着伤感和好奇的古怪表情；随即他很快地说道：“车子停在斯维尔德洛夫街上。停那边不会太显眼。我这就叫大堂的服务生把车开过来。”
“谢谢。”康克林说着感激地瞥了他一眼。
繁忙的萨多瓦亚街上有一座年代久远的石砌楼房，他们去的那套豪华公寓只是楼里众多公寓里的一间。和都会饭店一样，这栋楼房也体现出了旧俄罗斯帝国宏伟而奢华的建筑风格。公寓主要用来接待来访的达官贵人，而且都安放了窃听器。打扫房间的女佣、门房和服务台职员中有一些直接受雇于克格勃，其他的人也都会频频受到克格勃的盘问。公寓的墙壁上铺满了红色的天鹅绒；结实的家具还能让人想起古老帝国的遗风。但是，在起居室装饰华丽的巨大壁炉右侧，却扎眼地戳着一件能让室内设计师做噩梦的东西：一台颜色漆黑、硕大无朋的落地式电视机，机子上各式各样的磁带仓一应俱全，可以播放不同规格的录像带。
与房间里的装饰格格不入的第二样东西是一个体态肥硕、一身制服皱皱巴巴的男子。毫无疑问，此君肯定会唐突人们记忆中罗曼诺夫时代人物的优雅形象。他粗豪的脸肥嘟嘟的，灰白的短发贴着脑壳剪得很短，缺了一颗牙，周围的其他牙齿也全变了色，这说明他从来不看牙医。这是一张农民的脸，那双窄窄的、总是眯缝着的眼睛透露出农民式的狡猾和精明。他就是克鲁普金的二号政治委员。
“我英语不行，”身穿制服的男子朝来客点点头说，“不过能懂。另外，对你们我没名字，没官方职务。叫我上校，行吧？这军衔比我的军衔低，不过所有美国人都以为克格勃里的所有苏联人都是‘上校’，对吧？这样可以吧？”
“我会说俄语，”康克林答道，“如果你觉得更方便就说俄语好了，我来给我的同事翻译。”
“哈！”上校大吼一声笑了起来，“那克鲁普金就没法蒙你了，对不对？”
“对，他蒙不了我。”
“那好啊。他说话太快了，是吧？就连用俄语，他嘴里的词儿也像机关枪子弹一样乱蹦。”
“他说起法语来也一样，上校。”
“说到这儿，”季米特里·克鲁普金打断了话茬，“同志，咱们可以讨论眼前的问题了吧？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同事让我们马上赶到这儿来。”
“行！马上就谈。”克格勃军官走向那台乌黑的大电视机，拿起一只遥控器，又转向了其他几个人，“我还是说英语——很好的练习……来。看。所有东西都在一盘带子上。拍这些材料的人都是克鲁普金挑的，有男有女，他们一直在跟踪那几个说法语的家伙。”
“他们绝不会被‘胡狼’拉拢过去。”克鲁普金解释说。
“看！”农民上校说着按下了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钮。
电视机的荧光屏亮了起来，开头的几段录像拍得很差，画面还总在跳动。大部分是在车窗里用手持式摄像机拍的。一段接一段的画面显示的都是特定的几名男子，他们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行走，或是钻进公家的汽车；有的是自己开车去城市的各个地方，有的则是司机送。有几段录像中的人还取道乡间小路去了城外。在每一段录像里，被监控的对象都和其他人见了面，有男有女；碰到这种时候摄像机镜头就会拉近，放大他们的脸部。有几段录像是在建筑物内部拍的，画面既模糊又昏暗，这是因为光线不足，拍摄者还得别别扭扭地把机器藏起来。
“那是个高级妓女！”看到画面上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头陪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女人走进电梯，上校笑着说，“瓦尔沙夫科耶街上的索尔尼奇酒店。我得亲自去核查一下将军开房的收据，然后就能拉到一个忠诚的盟友了，对吧？”
画面不断跳动、经过交叉剪辑的录像带继续向前播放，克鲁普金和两个美国人看着这些似乎没完没了、毫无意义的录像资料，不禁觉得有些厌倦。突然，一段室外拍摄的画面呈现出一座巨大的教堂，人行道上人来人往，从光线看是在傍晚拍的。
“红场的圣巴西勒大教堂，”克鲁普金说，“它现在改成了博物馆，还是个很棒的博物馆。不过，偶尔还会有些狂热的教徒——通常是外国人——在里面搞些小型宗教仪式。谁也不会去干预的；当然了，那帮狂热分子巴不得我们那么干呢。”
屏幕又变得模糊了，抖动的焦点老是一晃一晃，幅度还很大；镜头移到了大教堂里面，可以看出操作摄像机的特工在人群中给推来挤去。然后镜头稳定了下来，可能是靠在柱子上拍的。镜头现在对准了一个老年男子，他的一头白发和身上那件黑色的轻便雨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沿着靠边的一条过道若有所思地往前走，眼睛瞥着一排排圣像，还有高处雄伟的彩色玻璃窗。
“罗琴科，”农民上校用低沉的声音说，“伟大的罗琴科。”
屏幕上的男子走进了一个地方，看样子是石头大教堂里的一个宽敞角落。两根放在基座上的粗大蜡烛在墙壁上投下闪动的阴影。摄像机镜头猛地向上移去，特工也许是站到了便携的小凳上，要不就是匆忙中找了个箱子垫脚。变焦镜头推过一群群游客，画面突然间清晰了起来，拍到的人也更大了。白头发的监控对象朝另一个男人走去，那是个身穿教士服的牧师——他略微秃顶，身材瘦削，肤色黝黑。
“是他！”伯恩喊道，“是卡洛斯！”
接着，第三个人又出现在屏幕上，和前两个人站在一起。这一次康克林喊了起来。
“天哪！”他大吼一声，这时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电视机。“在这儿定格！”克格勃政治委员立刻拿起遥控器停下录像机；画面静止了，虽然还在抖动，却停在了那一帧上。“另外那个人！大卫，你认出他没有？”
“我好像认识他，好像又不认识。”伯恩答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这时，多年前的种种画面开始在他脑海中的屏幕上浮现。爆炸、刺眼的强光，几个模糊的身影冲进一片丛林……接着有一个人，是个东方人；他中了好多枪，在尖叫，身体硬是被自动武器的子弹打到了一棵大树的树干上。一团团迷雾升起又消散了，显露出一个像是军营的房间。几个军人坐在一张长桌的后面，桌子右边放着一把椅子，坐在上面的人显得很紧张，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没有丝毫先兆，伯恩突然就认出了那个人——那是他自己！是年轻时的自己，比现在要年轻得多。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他身穿制服，在椅子前面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雪貂；他无情地斥责着那个当时被称作三角洲一号的人……伯恩倒抽了一口凉气，两眼定定地看着电视屏幕，他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脑海中怒冲冲踱着步的那个身影，只不过现在年纪老得多。“西贡北方大本营里的那个法庭。”他低声说。
“是奥格尔维。”康克林说。他的声音听起来遥远而又空洞。“布赖斯·奥格尔维……我的天，他们真的联络上了。梅杜莎找到了‘胡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