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3章 文帝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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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话剧和影视，历史舞台上的各种大戏，同样也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之分。
众所周知，龙套与舞台背景无异，但也不可或缺，配角有时可能比主角更出彩，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至于主角，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毕竟那可是一出戏的焦点所在。
投资的时候，当事人都知道收益越高风险就越高，天下之事殊途同归，主角在辉煌的背后，面临的挑战也十分可观，这是必然的。
426年的中国，南北两个年轻的君主刘义隆和拓跋焘，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主角，等待他们的挑战自然也少不了。
本年，刘义隆20岁，拓跋焘19岁，不但在21世纪，就算在当时，也都是名符其实的年轻人，但就是这两个年轻人，直接影响了中国境内的政治格局和整个的历史走向。
说起时势和人的关系，并不能单纯说时势造就了某些人，二者本是相互影响的，因为不同的人对时势的作用力，显然是截然不同的。
拓跋焘对得起“雄才大略”之名，借着国内良好的政治环境，以及难得的外部机遇，将带领国家从辉煌走向更加辉煌，续写拓跋鲜卑的传奇。
刘义隆身处不同的环境，自幼并不受重视，所以缺乏锻炼的机会，远不如拓跋焘那般早熟，但也有不少机遇环绕身边，主要体现在刘宋立国不久，刘裕打下的江山尚未出现大的裂隙，国内局势还很稳定，而且有徐羡之等一批精明能干的开国元老协助治理朝政。
唯一的问题在于，刘宋的这批开国元老犯了一个极其低级且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过于自负，认为国家离不开自己，刘义隆更离不开。
然而真实情况是，徐羡之等人固然是刘裕和刘义符时期的当朝重臣，但时过境迁，刘义隆这个编外人士突然上位，在他身边的一批亲信，好不容易枯木逢春，绝不可能容忍旁人染指大权，尤其是徐羡之等人。
以王昙首和王华为代表的文帝嫡系，与徐羡之、傅亮等人之间的矛盾，在刘义隆进京的那一刻，就已趋于白热化，而刘义隆也并不打算从中协调，反倒认为只有清除了徐傅等人，自己才能完全享受到权力的荣耀。
因此刘义隆身边的这一机遇终于就此消散，转而化作一大挑战，在刘宋国内掀起新一轮的乱局。
这件事无所谓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各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也都有自己的理由，只不过凡是较量总会分出胜负，这一次刘义隆胜。
就在颁下讨伐令的同时，刘义隆便下诏召见徐羡之和傅亮，准备趁着对方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在宫中加以诛杀。
徐羡之走到建康西明门外时，谢嚼正在值班，赶紧派人飞报讯息，并前往阻拦半道上的傅亮，声称宫内将有非常措施。
傅亮得到密报，立即借口说嫂嫂生病，回家简单收拾下行囊就逃出建康，但刚出城就被骑兵指挥官郭泓逮捕，押回广莫门。
另一方面，徐羡之仓惶回到西城，乘坐宫廷出差的马车，也逃出建康，心灰意冷之下，步行到新林一个烧陶器的窑里，终于精神失守，万般无奈之下上吊自杀。
刘义隆得知喜讯，立刻让立法院立法官拿诏书给傅亮看，并对他说：“因你当初在江陵迎接时，态度还算诚恳，当会饶恕你的儿子们不死。”
傅亮读过诏书，心里反倒平静下来，没了之前的恐慌，说道：“我出身平民，受到先帝垂爱，授予托孤重任，废黜昏君，另立明君，全是为了国家的百年大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番申诉注定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刘义隆毫不含糊地下令将傅亮斩首，并把他的儿子女儿们全放逐到了建安。
两名“首恶”轻易除掉，接下来就轮到荆州的谢晦了。
谢晦毕竟距离遥远，且手握重兵，刘义隆并没有什么可行的策略，于是向檀道济征求意见。
檀道济此刻的心情略感复杂，虽自认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但总觉哪里不太对劲，然而木已成舟，终究无可扭转了，略加思索，回复说：“当年我和谢晦同时北伐，得以入关的十项谋略，九项都由谢晦提出，他的计谋精明老练，很少有敌手，唯一的缺点是从没有亲自指挥作战，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恐怕他并不擅长，现在奉中央的命令讨伐，可以在他还没摆开阵势之前，就把他擒获。”
刘义隆大喜过望，于426年正月17日，让王弘担任高级咨询官、宰相、主管朝廷机要、京畿卫戍总司令，让彭城王刘义康，担任荆湘八州军区司令长官、荆州督导官，让最高国务官王敬弘，担任政府左副行政长官，建安郡长郑鲜之，担任政府右副行政长官，然后正式准备领兵西上。
辅国将军府军事参议官乐冏，再派人报告谢晦，说傅亮、徐羡之和谢嚼等人已经遇害，谢晦于是发布了傅徐二人的死讯，然后亲自东下迎战。
谢晦不愧满腹韬略，发布号令、指挥调动，无不切实妥当，只用了几天时间，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投奔，精锐部队有三万人。
然而他毕竟是地方官，要与朝廷对抗，本身已处在叛逆的位置，为了纸神这一先天不足，只能在道德上做文章，于是上疏赞扬徐羡之和傅亮的功勋德行，认为他们都是忠臣，而竟遭到横暴冤杀，足令天地变色，百姓寒心，先帝在天之灵也会痛心疾首，并解释说：“我们当初如果真的想长久掌握大权，不为国家着想，先帝仍有幼子，我们大可以拥戴他为皇帝，号令四方，谁敢说半个不字，怎么会逆流西上三千里，使宫廷空虚七十天，去迎接陛下的鸾旗！
故庐陵王与少帝之间，早有嫌隙，是他自己死于非命。
如无所废，何来兴起，我们几人何曾负于国家！定是王弘、王昙首、王华之辈，包藏祸心，挑拨出的灾祸，我现在将动员大军，用以清除这些邪恶之徒！”
无论他说得多么合情合理，都无法改变“逆乱”的事实，刘义隆决不会因为三言两语而改变西征的决定，吃瓜百姓内心虽有一杆秤，毕竟也无力“主持公道”。
而且这种局面的产生，说到底全是徐傅谢三人作茧自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何种结果都注定要自己默默承受。
谢晦聪惠过人，自然知道大战避无可避，让弟弟谢遁为竟陵郡长，率一万人担任留守司令，自己率二万人从江陵出发，不日便到了破冢，旌旗招展，遮蔽天日。此情此景，谢晦倒是信心十足，忍不住叹道：“恨不得这是一支拯救皇家的勤王大军！”
谢晦与益州督导官张茂度的关系不错，所以他打算写信邀请张茂度的弟弟、江州督导官张邵，一起东下“清君侧”。
然而张邵根本不予理会，在他看来，谢晦的行动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实力有限，注定是一条死路，自己怎么会像蠢蛾子一样扑进火坑。
刘义隆的处境就大不相同，振臂一呼，国内各处精锐都欣然应召，连檀道济都入伙了，足以证明此战的形势。
2月11日，刘义隆让宰相王弘，与彭城王刘义康，坐镇京师，进住立法院办公厅，高级咨询官殷景仁，参与留守朝廷的各项工作，姐姐、会稽长公主刘兴弟，进驻皇宫，总管大小事务，然后挥师西上，向江陵突击。
(本章完)
就像是话剧和影视，历史舞台上的各种大戏，同样也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之分。
众所周知，龙套与舞台背景无异，但也不可或缺，配角有时可能比主角更出彩，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至于主角，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毕竟那可是一出戏的焦点所在。
投资的时候，当事人都知道收益越高风险就越高，天下之事殊途同归，主角在辉煌的背后，面临的挑战也十分可观，这是必然的。
426年的中国，南北两个年轻的君主刘义隆和拓跋焘，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主角，等待他们的挑战自然也少不了。
本年，刘义隆20岁，拓跋焘19岁，不但在21世纪，就算在当时，也都是名符其实的年轻人，但就是这两个年轻人，直接影响了中国境内的政治格局和整个的历史走向。
说起时势和人的关系，并不能单纯说时势造就了某些人，二者本是相互影响的，因为不同的人对时势的作用力，显然是截然不同的。
拓跋焘对得起“雄才大略”之名，借着国内良好的政治环境，以及难得的外部机遇，将带领国家从辉煌走向更加辉煌，续写拓跋鲜卑的传奇。
刘义隆身处不同的环境，自幼并不受重视，所以缺乏锻炼的机会，远不如拓跋焘那般早熟，但也有不少机遇环绕身边，主要体现在刘宋立国不久，刘裕打下的江山尚未出现大的裂隙，国内局势还很稳定，而且有徐羡之等一批精明能干的开国元老协助治理朝政。
唯一的问题在于，刘宋的这批开国元老犯了一个极其低级且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过于自负，认为国家离不开自己，刘义隆更离不开。
然而真实情况是，徐羡之等人固然是刘裕和刘义符时期的当朝重臣，但时过境迁，刘义隆这个编外人士突然上位，在他身边的一批亲信，好不容易枯木逢春，绝不可能容忍旁人染指大权，尤其是徐羡之等人。
以王昙首和王华为代表的文帝嫡系，与徐羡之、傅亮等人之间的矛盾，在刘义隆进京的那一刻，就已趋于白热化，而刘义隆也并不打算从中协调，反倒认为只有清除了徐傅等人，自己才能完全享受到权力的荣耀。
因此刘义隆身边的这一机遇终于就此消散，转而化作一大挑战，在刘宋国内掀起新一轮的乱局。
这件事无所谓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各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也都有自己的理由，只不过凡是较量总会分出胜负，这一次刘义隆胜。
就在颁下讨伐令的同时，刘义隆便下诏召见徐羡之和傅亮，准备趁着对方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在宫中加以诛杀。
徐羡之走到建康西明门外时，谢嚼正在值班，赶紧派人飞报讯息，并前往阻拦半道上的傅亮，声称宫内将有非常措施。
傅亮得到密报，立即借口说嫂嫂生病，回家简单收拾下行囊就逃出建康，但刚出城就被骑兵指挥官郭泓逮捕，押回广莫门。
另一方面，徐羡之仓惶回到西城，乘坐宫廷出差的马车，也逃出建康，心灰意冷之下，步行到新林一个烧陶器的窑里，终于精神失守，万般无奈之下上吊自杀。
刘义隆得知喜讯，立刻让立法院立法官拿诏书给傅亮看，并对他说：“因你当初在江陵迎接时，态度还算诚恳，当会饶恕你的儿子们不死。”
傅亮读过诏书，心里反倒平静下来，没了之前的恐慌，说道：“我出身平民，受到先帝垂爱，授予托孤重任，废黜昏君，另立明君，全是为了国家的百年大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番申诉注定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刘义隆毫不含糊地下令将傅亮斩首，并把他的儿子女儿们全放逐到了建安。
两名“首恶”轻易除掉，接下来就轮到荆州的谢晦了。
谢晦毕竟距离遥远，且手握重兵，刘义隆并没有什么可行的策略，于是向檀道济征求意见。
檀道济此刻的心情略感复杂，虽自认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但总觉哪里不太对劲，然而木已成舟，终究无可扭转了，略加思索，回复说：“当年我和谢晦同时北伐，得以入关的十项谋略，九项都由谢晦提出，他的计谋精明老练，很少有敌手，唯一的缺点是从没有亲自指挥作战，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恐怕他并不擅长，现在奉中央的命令讨伐，可以在他还没摆开阵势之前，就把他擒获。”
刘义隆大喜过望，于426年正月17日，让王弘担任高级咨询官、宰相、主管朝廷机要、京畿卫戍总司令，让彭城王刘义康，担任荆湘八州军区司令长官、荆州督导官，让最高国务官王敬弘，担任政府左副行政长官，建安郡长郑鲜之，担任政府右副行政长官，然后正式准备领兵西上。
辅国将军府军事参议官乐冏，再派人报告谢晦，说傅亮、徐羡之和谢嚼等人已经遇害，谢晦于是发布了傅徐二人的死讯，然后亲自东下迎战。
谢晦不愧满腹韬略，发布号令、指挥调动，无不切实妥当，只用了几天时间，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投奔，精锐部队有三万人。
然而他毕竟是地方官，要与朝廷对抗，本身已处在叛逆的位置，为了纸神这一先天不足，只能在道德上做文章，于是上疏赞扬徐羡之和傅亮的功勋德行，认为他们都是忠臣，而竟遭到横暴冤杀，足令天地变色，百姓寒心，先帝在天之灵也会痛心疾首，并解释说：“我们当初如果真的想长久掌握大权，不为国家着想，先帝仍有幼子，我们大可以拥戴他为皇帝，号令四方，谁敢说半个不字，怎么会逆流西上三千里，使宫廷空虚七十天，去迎接陛下的鸾旗！
故庐陵王与少帝之间，早有嫌隙，是他自己死于非命。
如无所废，何来兴起，我们几人何曾负于国家！定是王弘、王昙首、王华之辈，包藏祸心，挑拨出的灾祸，我现在将动员大军，用以清除这些邪恶之徒！”
无论他说得多么合情合理，都无法改变“逆乱”的事实，刘义隆决不会因为三言两语而改变西征的决定，吃瓜百姓内心虽有一杆秤，毕竟也无力“主持公道”。
而且这种局面的产生，说到底全是徐傅谢三人作茧自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何种结果都注定要自己默默承受。
谢晦聪惠过人，自然知道大战避无可避，让弟弟谢遁为竟陵郡长，率一万人担任留守司令，自己率二万人从江陵出发，不日便到了破冢，旌旗招展，遮蔽天日。此情此景，谢晦倒是信心十足，忍不住叹道：“恨不得这是一支拯救皇家的勤王大军！”
谢晦与益州督导官张茂度的关系不错，所以他打算写信邀请张茂度的弟弟、江州督导官张邵，一起东下“清君侧”。
然而张邵根本不予理会，在他看来，谢晦的行动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实力有限，注定是一条死路，自己怎么会像蠢蛾子一样扑进火坑。
刘义隆的处境就大不相同，振臂一呼，国内各处精锐都欣然应召，连檀道济都入伙了，足以证明此战的形势。
2月11日，刘义隆让宰相王弘，与彭城王刘义康，坐镇京师，进住立法院办公厅，高级咨询官殷景仁，参与留守朝廷的各项工作，姐姐、会稽长公主刘兴弟，进驻皇宫，总管大小事务，然后挥师西上，向江陵突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