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1章 献文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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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道成借着刘氏皇族大乱的机会,结识许多英雄豪杰,麾下人才济济,成功积累了大批政治资本,为后来夺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沈攸之被迫上路,与北魏镇东大将军尉元展开交锋,几个回合下来,死伤惨重,尉元还特意把在正月战役中俘虏的冻烂双脚、只能用膝盖爬行的宋兵,悉数送还回去,用以打击沈攸之的士气,更让宋军壮志全无。
这时刘彧终于回过味来,认为不应该出军,于是紧急派人通知沈攸之回去。
而沈攸之已前进到距下邳五十余里的焦墟,陈显达奉命领军前往接应,双方在瞧清口会师。
魏将孔伯恭几乎同时赶到,大破陈显达和沈攸之联军,沈攸之仓惶败退,负伤逃入陈显达的营垒,龙骧将军姜彦之当场战死。
467年8月18日深夜,陈显达的营垒在过度恐惧中崩溃,军队四散逃命,沈攸之乘轻骑向南逃往淮阴基地,军用物资和武器全都丧失。
这场损失本来可以避免,刘彧不分轻重缓急,不看强弱形势,终于让部队倒了霉。
倒霉的不只有部队。
刘宋中级国务官徐爱,早在刘义隆时代就开始掌权,对于当时还是亲王的刘彧,一向没有放在眼里,刘彧怀恨在心,解决了一众侄子之后,很快就下诏列出徐爱的条条罪状,把他放逐到交州。
当然也有人占了大便宜,刘彧先前的侍从亲信就跟着“鸡犬升天”,巢尚之、戴法兴、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等人,全都获准参与政事,尤其阮佃夫、杨运长和王道隆,因为直接促成了刘彧称帝,所以倍受宠信,在朝中权力如日中天,无人能及。
这些人出身卑贱,长期从事下等工作,陡然成了人上人,变得十分凶暴,阮佃夫是其中的典型,当别人谄媚他时,立刻有赏,偶尔冒犯,灾祸立即临头,送给他的绢少于二百匹,连封回信都不写,住宅饮食宴会,豪华程度远超亲王,歌女的衣裳连宫廷都自叹不如,朝中无论大小官吏,没有一个不对他巴结奉承,阮家的奴仆差役,则纷纷破格提拔当官,车夫甚至都成了虎贲禁军指挥官,马夫甚至成了员外散骑侍从官。
部属如此,刘彧本人也没能强到哪里去,消停两年就原型毕露了,给百姓和朝野官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也让刘氏皇族在国内威严扫地,彻底失去了延续祖宗基业的希望,为新一轮的政权更迭埋下了伏笔。
崔道固和沈文秀等人若是能预见到刘彧未来的变化,应该不会那么卖命守城吧,为那样的主子图个什么劲呢,还不如早早归顺北面的敌人。
所幸他们没有等到刘彧黑化,就早早城破人降,否则心情一定更沮丧了。
468年2月14日,慕容白曜围攻历城一年有余,终于攻陷东门外城,崔道固无力回天,为了保全无辜百姓的生命,自己反绑双臂出城投降。
梁邹的兖州督导官刘休宾也无奈献出城池,慕容白曜把他和崔道固,以及他们的僚属,全都送到平城。
3月,慕容白曜大举进军包围东阳,对沈文秀下达最后通牒。
刘彧紧急任命沈文秀的弟弟、征北将军府大营军事参议官沈文静为辅国将军,指挥高密等五郡民兵从海路北上,援救东阳。
援军抵达不其城时遭到北魏阻截,又切断退路,沈文静无法前进,只得据守不其城,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最终城破被斩。
12月,慕容白曜率军攻入东阳西门外城。
东阳外无救兵,内缺补给,士卒日夜奋战,头盔铠甲不能离身,都生了虱子,可是却无背叛之心,硬生生地又拖了一个多月,于次年正月24日,终于抵挡不了魏军攻势,城池正式落入北魏之手。
沈文秀脱下军装,换上文职官服,手拿皇帝颁发的符节,端坐书房,静候敌人光临。
北魏士卒先后涌到,咆哮着问沈文秀在哪里,他们被东阳城困了三年,也有理由发火,沈文秀大声说:“我就是!”
士卒们争先恐后地把他捉住,剥光他的衣服,五花大绑地押送给慕容白曜。
沈文秀坚决不肯向慕容白曜叩头,义正严辞地说:“你我都是国家大臣,为什么要我下跪。”
慕容白曜迟疑了一下,也不再追究,让人还给他衣服,送给他饭菜,然后加上脚镣手铐,押送平城。
这样的人物到底不是寻常士卒可比,献文帝拓跋弘亲自接见了他,当面指出他的罪过,但最终加以赦免,把他当作下等宾客相待,允许他穿粗布衣服,吃素食,后来敬重他顽强不屈的精神,稍加礼遇,并任命他为地方部族总监部初级官。
随着青州的丢失,宋魏两国正式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再无汉臣。
冯太后刚刚主持朝政,就收此大礼,真是做梦都要笑醒了。
在此之前的467年8月29日,拓跋弘的妃子李夫人,生下皇子拓跋宏,按惯例,李夫人被迫自杀,冯太后亲自喂养这个小孙子,朝政放手交给14岁的拓跋弘打理。
拓跋弘颇有明君风范,处理国事不辞辛苦,赏罚严明,擢升清廉有操守的人,罢黜贪官污吏,使得北魏自建国以来,首次对清廉和贪污有区别对待,民间百姓大为欢欣。
因为连年大旱,遍地饥馑,再加上对刘宋青徐的军事行动,山东人民的田赋差役十分沉重,拓跋弘下令地方官员仔细评估人民的贫富,将之分为三等,作为征收赋税的标准,每等再分三级,上三级运到平城,中三级运到其他各州,下三级则运到本州州政府所在城池。
除此之外,为了改善民生,拓跋弘还把正规田赋之外的十五种杂税全都废除,从此人北魏民众的生活终于可以自给,摆脱了赤贫的面貌。
拓跋弘崇信佛教,对佛教徒十分包容,听从佛教总监昙曜的建议,规定凡能每年捐赠谷米六十斛给寺庙的,称为寺庙户,所捐谷米称为寺庙米,遇到饥荒,拿出来赈灾,供应饥民,又把民间的重刑犯和发配到官府的奴隶改造为佛图户,到各地寺庙当差洒扫。从此寺庙户、寺庙米、佛图户遍布各州镇(北魏除依照汉人政权设立州郡以外,在北方沿边地带和重要的军事基地,设立镇,镇长官称为镇将,即防守司令)。
经过拓跋濬和拓跋弘两代的努力,佛教不但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甚至更加繁荣起来。
而在长江以南,佛教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到萧梁时已是“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壮观场面,实际寺庙的数目远比480要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佛教会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呢?
佛教从东汉引入以来,一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关联,因它主张轮回、善恶有报等理论,太平盛世并不会产生多大震慑力,但在乱世之中,人民流离,生活困顿,弱者无力捍卫自己的权利,突然忽然这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片“圣地”——恶人们终将作茧自缚,下个轮回受尽切肤苦楚,弱小无依的人们,只要虔诚信仰释加牟尼,下一世会衣食无忧,享尽荣华富贵。
此生的希望已然渺茫,真的有来世吗?没人知道。但即便有亿分之一的希望,弱者总是会倾心依附。
就是无数的苦难百姓,才真正推动了佛教的盛行。
就像无数的痞子流氓促成了基督教的繁荣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基督教宣扬恶人也有机会上天堂,只要信奉耶稣。
同样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爆发出摇动世界的力量,也是因为其“教义”足够吸引人,吸引绝大多数人,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处在下层,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是要翻身,要成为人上人,所以就必须全部身心投入到某某主义的建设中去。
投其所好,不但对于个体,对于集体也是屡试不爽的,并且当集体的基数足够大,就足够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伟不伟大,不好定论,但大事业是肯定的。
(本章完)
萧道成借着刘氏皇族大乱的机会,结识许多英雄豪杰,麾下人才济济,成功积累了大批政治资本,为后来夺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沈攸之被迫上路,与北魏镇东大将军尉元展开交锋,几个回合下来,死伤惨重,尉元还特意把在正月战役中俘虏的冻烂双脚、只能用膝盖爬行的宋兵,悉数送还回去,用以打击沈攸之的士气,更让宋军壮志全无。
这时刘彧终于回过味来,认为不应该出军,于是紧急派人通知沈攸之回去。
而沈攸之已前进到距下邳五十余里的焦墟,陈显达奉命领军前往接应,双方在瞧清口会师。
魏将孔伯恭几乎同时赶到,大破陈显达和沈攸之联军,沈攸之仓惶败退,负伤逃入陈显达的营垒,龙骧将军姜彦之当场战死。
467年8月18日深夜,陈显达的营垒在过度恐惧中崩溃,军队四散逃命,沈攸之乘轻骑向南逃往淮阴基地,军用物资和武器全都丧失。
这场损失本来可以避免,刘彧不分轻重缓急,不看强弱形势,终于让部队倒了霉。
倒霉的不只有部队。
刘宋中级国务官徐爱,早在刘义隆时代就开始掌权,对于当时还是亲王的刘彧,一向没有放在眼里,刘彧怀恨在心,解决了一众侄子之后,很快就下诏列出徐爱的条条罪状,把他放逐到交州。
当然也有人占了大便宜,刘彧先前的侍从亲信就跟着“鸡犬升天”,巢尚之、戴法兴、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等人,全都获准参与政事,尤其阮佃夫、杨运长和王道隆,因为直接促成了刘彧称帝,所以倍受宠信,在朝中权力如日中天,无人能及。
这些人出身卑贱,长期从事下等工作,陡然成了人上人,变得十分凶暴,阮佃夫是其中的典型,当别人谄媚他时,立刻有赏,偶尔冒犯,灾祸立即临头,送给他的绢少于二百匹,连封回信都不写,住宅饮食宴会,豪华程度远超亲王,歌女的衣裳连宫廷都自叹不如,朝中无论大小官吏,没有一个不对他巴结奉承,阮家的奴仆差役,则纷纷破格提拔当官,车夫甚至都成了虎贲禁军指挥官,马夫甚至成了员外散骑侍从官。
部属如此,刘彧本人也没能强到哪里去,消停两年就原型毕露了,给百姓和朝野官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也让刘氏皇族在国内威严扫地,彻底失去了延续祖宗基业的希望,为新一轮的政权更迭埋下了伏笔。
崔道固和沈文秀等人若是能预见到刘彧未来的变化,应该不会那么卖命守城吧,为那样的主子图个什么劲呢,还不如早早归顺北面的敌人。
所幸他们没有等到刘彧黑化,就早早城破人降,否则心情一定更沮丧了。
468年2月14日,慕容白曜围攻历城一年有余,终于攻陷东门外城,崔道固无力回天,为了保全无辜百姓的生命,自己反绑双臂出城投降。
梁邹的兖州督导官刘休宾也无奈献出城池,慕容白曜把他和崔道固,以及他们的僚属,全都送到平城。
3月,慕容白曜大举进军包围东阳,对沈文秀下达最后通牒。
刘彧紧急任命沈文秀的弟弟、征北将军府大营军事参议官沈文静为辅国将军,指挥高密等五郡民兵从海路北上,援救东阳。
援军抵达不其城时遭到北魏阻截,又切断退路,沈文静无法前进,只得据守不其城,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最终城破被斩。
12月,慕容白曜率军攻入东阳西门外城。
东阳外无救兵,内缺补给,士卒日夜奋战,头盔铠甲不能离身,都生了虱子,可是却无背叛之心,硬生生地又拖了一个多月,于次年正月24日,终于抵挡不了魏军攻势,城池正式落入北魏之手。
沈文秀脱下军装,换上文职官服,手拿皇帝颁发的符节,端坐书房,静候敌人光临。
北魏士卒先后涌到,咆哮着问沈文秀在哪里,他们被东阳城困了三年,也有理由发火,沈文秀大声说:“我就是!”
士卒们争先恐后地把他捉住,剥光他的衣服,五花大绑地押送给慕容白曜。
沈文秀坚决不肯向慕容白曜叩头,义正严辞地说:“你我都是国家大臣,为什么要我下跪。”
慕容白曜迟疑了一下,也不再追究,让人还给他衣服,送给他饭菜,然后加上脚镣手铐,押送平城。
这样的人物到底不是寻常士卒可比,献文帝拓跋弘亲自接见了他,当面指出他的罪过,但最终加以赦免,把他当作下等宾客相待,允许他穿粗布衣服,吃素食,后来敬重他顽强不屈的精神,稍加礼遇,并任命他为地方部族总监部初级官。
随着青州的丢失,宋魏两国正式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再无汉臣。
冯太后刚刚主持朝政,就收此大礼,真是做梦都要笑醒了。
在此之前的467年8月29日,拓跋弘的妃子李夫人,生下皇子拓跋宏,按惯例,李夫人被迫自杀,冯太后亲自喂养这个小孙子,朝政放手交给14岁的拓跋弘打理。
拓跋弘颇有明君风范,处理国事不辞辛苦,赏罚严明,擢升清廉有操守的人,罢黜贪官污吏,使得北魏自建国以来,首次对清廉和贪污有区别对待,民间百姓大为欢欣。
因为连年大旱,遍地饥馑,再加上对刘宋青徐的军事行动,山东人民的田赋差役十分沉重,拓跋弘下令地方官员仔细评估人民的贫富,将之分为三等,作为征收赋税的标准,每等再分三级,上三级运到平城,中三级运到其他各州,下三级则运到本州州政府所在城池。
除此之外,为了改善民生,拓跋弘还把正规田赋之外的十五种杂税全都废除,从此人北魏民众的生活终于可以自给,摆脱了赤贫的面貌。
拓跋弘崇信佛教,对佛教徒十分包容,听从佛教总监昙曜的建议,规定凡能每年捐赠谷米六十斛给寺庙的,称为寺庙户,所捐谷米称为寺庙米,遇到饥荒,拿出来赈灾,供应饥民,又把民间的重刑犯和发配到官府的奴隶改造为佛图户,到各地寺庙当差洒扫。从此寺庙户、寺庙米、佛图户遍布各州镇(北魏除依照汉人政权设立州郡以外,在北方沿边地带和重要的军事基地,设立镇,镇长官称为镇将,即防守司令)。
经过拓跋濬和拓跋弘两代的努力,佛教不但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甚至更加繁荣起来。
而在长江以南,佛教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到萧梁时已是“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壮观场面,实际寺庙的数目远比480要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佛教会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呢?
佛教从东汉引入以来,一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关联,因它主张轮回、善恶有报等理论,太平盛世并不会产生多大震慑力,但在乱世之中,人民流离,生活困顿,弱者无力捍卫自己的权利,突然忽然这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片“圣地”——恶人们终将作茧自缚,下个轮回受尽切肤苦楚,弱小无依的人们,只要虔诚信仰释加牟尼,下一世会衣食无忧,享尽荣华富贵。
此生的希望已然渺茫,真的有来世吗?没人知道。但即便有亿分之一的希望,弱者总是会倾心依附。
就是无数的苦难百姓,才真正推动了佛教的盛行。
就像无数的痞子流氓促成了基督教的繁荣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基督教宣扬恶人也有机会上天堂,只要信奉耶稣。
同样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爆发出摇动世界的力量,也是因为其“教义”足够吸引人,吸引绝大多数人,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处在下层,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是要翻身,要成为人上人,所以就必须全部身心投入到某某主义的建设中去。
投其所好,不但对于个体,对于集体也是屡试不爽的,并且当集体的基数足够大,就足够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伟不伟大,不好定论,但大事业是肯定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