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四十二）清理“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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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是装那个什么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詹淑啸不以为然的说道，“洋人来咱们这里传教，弄得到处都是教堂，我看和民间的跳大神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华夏共和国内务部队统领对洋教的认识，让孙纲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忧虑。
“这一次咱们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民教双方矛盾激化，给外国造成军事干涉的借口，别忘了传教士都是受外国公使保护的，”孙纲说道，“我们现在不能和外国打仗，不能让老百姓盲目排外，也不能让那些无赖教民狗仗人势逼得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结果到时候玉石俱焚。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注意，我不是在和你们开玩笑，一定要找最可靠的人来办这件事，而且绝不能外传。”
厚泽和詹淑啸齐声答道。但他们走出屋子后，孙纲仍然能听见他们俩的偷笑声。
“但愿这戏别演过头了。”孙纲叹息了一声。
在处理完了手头的公务，把一些事情向黄兴交待了一下之后，孙纲离开了军务部，来到了他根本不常来的司法部，询问了一下最近各省生的“教案”。
现任华夏共和国司法部长的赵舒翘（前清时的刑部尚书）和副部长何启（曾是孙文的老师，和李鸿章有多年交往）很奇怪一直主管军务的孙纲怎么突然关心起“教案”来了，孙纲告诉了他们自己担心“民教相仇”一旦激化酿成巨变将导致天下大乱的局面，危及国家安全。他想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赵舒翘和何启听后告诉孙纲，他们这些天也对此极为担心，因为自打华夏共和国成立后，满清王朝遗留下来的这个要命的“遗产”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了。
赵舒翘对孙纲说，华夏共和国立国之初。在国家政权交迭之时，各省的“教案”便有增多的趋势，这些案件的情形复杂。大体上不外乎有三种。
第一种，属于教民仗势欺压良善的，象山东泰安生地这类，“今岁立国之初，即有乡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乡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以平素本不安分之人，一入教中，便思寻仇报复，父兄亦可控告，邻里视同寇仇，欠债不还，转思反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每遇词讼，诚如宪谕，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乡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并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之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且有因调处教案而讹索多端，复令乡民作乐放炮，叩求设席，以求了结。”这一类案子因为中国的地方官员畏于教会势力，一味“袒教抑民”，百姓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开始采用激烈地暴力手段进行反抗。属于民愤极大的一类。
上次孙纲碰到的“民妇路边鸣冤”就是这种案子。还有象四川教案教士、教民横行、奸污妇女致死，而当地传教士竟予以支持等及湖北教案教士拐卖儿童。枪击家长致死的案例。
第二种，则是因为基督教会有着很强的“排他性”，在传教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和当地民众的礼法习俗生冲突产生地案例（这主要是因为当年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尤其喜欢借着西方列强的威风，以集体洗礼，打压别教作为对主的“奉献”），象最近生的贵州教案，就是法国传教士鼓动教民捣乱当地民众的传统习俗祭龙神，民众纷纷前往教堂与教民理论。教民则四处“扬言必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并施放洋枪，最终引起械斗的案例。
中国作为一个极度重视传统的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社会文化地主流，而其他的传统风俗习惯及佛、道、神巫等宗教和文化相互掺杂，由此形成了一个“弱势平衡”。外国教会的贸然闯入，打破了这样一种“弱势平衡”，其引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正如一些外国传教士自己也说：“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违背了他们国家的传统宗教习惯，特别是祖先崇拜，即将被认为是对祖国地背叛和对祖宗的忘恩负义。”
象不久前生在山东的信教妇女在家颂经，被其夫得知后逼杀的案例，也属于这一类。
第三种，则属于因为各地生的水灾和旱灾造成贫民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而社会救助又不能及时，结果百姓正好把怒火泄到教会和教民身上。因为教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地冲击本来就犯了众怒，加之民教之间为数众多的私人恩怨、因天灾**引的贫富差距及赤贫化等多方面因素，这种冲击产生的后果和一系列的惩罚往往会落在教民与教会的身上，象山东和山西生的多起流民抢劫教会和教民财产并杀死反抗者的案例，就属于此类。
在华夏共和国立国之后，改刑部为司法部，负责司法行政，并另立“大理院”，专门负责全国的法律事务，但面对各地层出不穷的各种“教案”，地方官员和北京地这些最高法律机关虽然也想“秉公处理”，但因为清朝遗留下来地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其它一些特殊权利，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而得到领事地保护，就连传教士的寓所和教堂，中国方面其实也无权管辖，即使中国犯人逃到那里，中国官吏也不能去逮捕。这样一来，中国的各级司法官员即使想改变“袒教抑民”的老作法，在实际操作上也是相当困难的。
现在，司法部和大理院处在夹缝当中左右为难，一方面是有冤无处申的民众，另一方是咄咄逼人的西方教会，中国的司法部门现在已经等于被逼进了死胡同。
赵舒翘在清时从基层地方官做起，一直做到刑部尚书，“谙熟刑律”，每到任上即清理积案，救济灾民，在民间颇有直声，其本人思想倾向属于保守一类（反对维新变法），但关心民众疾苦却是毫无疑问的，他痛恨外国传教士欺压中国百姓，曾数次向李鸿章等人提出要求中国借机同列强“修约”，废除领事裁判权，争回司法主权，而李鸿章担心国家刚刚从动乱当中平息下来，不能“轻启衅端”，所以一直没有答应，他为此曾经想提出来辞职不干了，后来在王文韶等人的劝说下才留了下来。
“不是老夫难为中堂（他还是习惯用清时旧称），可这些冤案难道就这么一直压下去不成？”赵舒翘向孙纲介绍完情况，不由得在那里连连的吹着胡子。
“中堂那里也有难处，”何启劝慰赵舒翘道，“暂以现有之力，尽力为民申冤，待他日国力渐充，再图收我主权。”他看了看孙纲，笑着说道，“那时，就得靠敬茗帮咱们出这口气了。”
“赵先生，何先生，关于这事，我倒想了个办法，只是事涉国家安全，不便于向两位先生言明，”孙纲这时已经有了主意，对两位部长说道，“两位能不能帮我把这些教案分门别类统计一下，共有多少，属于哪种类型的，如果秉公依律判案，孰是孰非，如何定案，给我列个表，我来解决。”
“这些教案早有定论，统计起来也不难，只是老夫不明白，敬茗要此表何用？又将以何法应之？”赵舒翘奇怪的问道，这边何启也是一脸的莫明其妙，不知道孙纲想要干什么。
“两位放心，我这个法子，既可解民之怨愤，又可以让那些传教士和外国公使无话可说，两位就瞧好吧。”孙纲不动声色的笑了笑，说道。
“闻敬茗行事不拘泥成法，常有匪夷所思之举，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赵舒翘和何启对望了一眼，随即吩咐手下官员开始统计教案，报给孙纲。
在司法部官员们开始统计的时候，因为还得一阵子才能弄出来，孙纲去拜会了一下红美女尤吉菲尔，这次他没有和她说起他们平时常谈的话题，而是一本正经的和她讨论起来了关于宗教的问题，以及一些诸如历史上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神主耶和华在人间所显示的神迹，差点让这位罗斯彻尔德家的公主以为这位华夏共和国的最年轻参政要“改信归宗”，但她不象法国造船大师白里安的女儿丽妮那样的单纯，在给他大讲了一番“神迹”之后，她看着他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还是把心里的疑问说了出来。
“我感觉你好象在策划一场巨大的阴谋。”尤吉菲尔看着孙纲说道，湖蓝色的剪水双瞳在不住的打量着他，似乎要从他身上把“阴谋”揪出来。
她现在不再掩饰她对他的好感，在他们两个人谈话的时候，她也开始用“你”来称呼他了。
“不就是装那个什么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詹淑啸不以为然的说道，“洋人来咱们这里传教，弄得到处都是教堂，我看和民间的跳大神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华夏共和国内务部队统领对洋教的认识，让孙纲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忧虑。
“这一次咱们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民教双方矛盾激化，给外国造成军事干涉的借口，别忘了传教士都是受外国公使保护的，”孙纲说道，“我们现在不能和外国打仗，不能让老百姓盲目排外，也不能让那些无赖教民狗仗人势逼得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结果到时候玉石俱焚。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注意，我不是在和你们开玩笑，一定要找最可靠的人来办这件事，而且绝不能外传。”
厚泽和詹淑啸齐声答道。但他们走出屋子后，孙纲仍然能听见他们俩的偷笑声。
“但愿这戏别演过头了。”孙纲叹息了一声。
在处理完了手头的公务，把一些事情向黄兴交待了一下之后，孙纲离开了军务部，来到了他根本不常来的司法部，询问了一下最近各省生的“教案”。
现任华夏共和国司法部长的赵舒翘（前清时的刑部尚书）和副部长何启（曾是孙文的老师，和李鸿章有多年交往）很奇怪一直主管军务的孙纲怎么突然关心起“教案”来了，孙纲告诉了他们自己担心“民教相仇”一旦激化酿成巨变将导致天下大乱的局面，危及国家安全。他想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赵舒翘和何启听后告诉孙纲，他们这些天也对此极为担心，因为自打华夏共和国成立后，满清王朝遗留下来的这个要命的“遗产”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了。
赵舒翘对孙纲说，华夏共和国立国之初。在国家政权交迭之时，各省的“教案”便有增多的趋势，这些案件的情形复杂。大体上不外乎有三种。
第一种，属于教民仗势欺压良善的，象山东泰安生地这类，“今岁立国之初，即有乡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乡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以平素本不安分之人，一入教中，便思寻仇报复，父兄亦可控告，邻里视同寇仇，欠债不还，转思反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每遇词讼，诚如宪谕，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乡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并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之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且有因调处教案而讹索多端，复令乡民作乐放炮，叩求设席，以求了结。”这一类案子因为中国的地方官员畏于教会势力，一味“袒教抑民”，百姓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开始采用激烈地暴力手段进行反抗。属于民愤极大的一类。
上次孙纲碰到的“民妇路边鸣冤”就是这种案子。还有象四川教案教士、教民横行、奸污妇女致死，而当地传教士竟予以支持等及湖北教案教士拐卖儿童。枪击家长致死的案例。
第二种，则是因为基督教会有着很强的“排他性”，在传教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和当地民众的礼法习俗生冲突产生地案例（这主要是因为当年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尤其喜欢借着西方列强的威风，以集体洗礼，打压别教作为对主的“奉献”），象最近生的贵州教案，就是法国传教士鼓动教民捣乱当地民众的传统习俗祭龙神，民众纷纷前往教堂与教民理论。教民则四处“扬言必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并施放洋枪，最终引起械斗的案例。
中国作为一个极度重视传统的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社会文化地主流，而其他的传统风俗习惯及佛、道、神巫等宗教和文化相互掺杂，由此形成了一个“弱势平衡”。外国教会的贸然闯入，打破了这样一种“弱势平衡”，其引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正如一些外国传教士自己也说：“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违背了他们国家的传统宗教习惯，特别是祖先崇拜，即将被认为是对祖国地背叛和对祖宗的忘恩负义。”
象不久前生在山东的信教妇女在家颂经，被其夫得知后逼杀的案例，也属于这一类。
第三种，则属于因为各地生的水灾和旱灾造成贫民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而社会救助又不能及时，结果百姓正好把怒火泄到教会和教民身上。因为教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地冲击本来就犯了众怒，加之民教之间为数众多的私人恩怨、因天灾**引的贫富差距及赤贫化等多方面因素，这种冲击产生的后果和一系列的惩罚往往会落在教民与教会的身上，象山东和山西生的多起流民抢劫教会和教民财产并杀死反抗者的案例，就属于此类。
在华夏共和国立国之后，改刑部为司法部，负责司法行政，并另立“大理院”，专门负责全国的法律事务，但面对各地层出不穷的各种“教案”，地方官员和北京地这些最高法律机关虽然也想“秉公处理”，但因为清朝遗留下来地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其它一些特殊权利，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而得到领事地保护，就连传教士的寓所和教堂，中国方面其实也无权管辖，即使中国犯人逃到那里，中国官吏也不能去逮捕。这样一来，中国的各级司法官员即使想改变“袒教抑民”的老作法，在实际操作上也是相当困难的。
现在，司法部和大理院处在夹缝当中左右为难，一方面是有冤无处申的民众，另一方是咄咄逼人的西方教会，中国的司法部门现在已经等于被逼进了死胡同。
赵舒翘在清时从基层地方官做起，一直做到刑部尚书，“谙熟刑律”，每到任上即清理积案，救济灾民，在民间颇有直声，其本人思想倾向属于保守一类（反对维新变法），但关心民众疾苦却是毫无疑问的，他痛恨外国传教士欺压中国百姓，曾数次向李鸿章等人提出要求中国借机同列强“修约”，废除领事裁判权，争回司法主权，而李鸿章担心国家刚刚从动乱当中平息下来，不能“轻启衅端”，所以一直没有答应，他为此曾经想提出来辞职不干了，后来在王文韶等人的劝说下才留了下来。
“不是老夫难为中堂（他还是习惯用清时旧称），可这些冤案难道就这么一直压下去不成？”赵舒翘向孙纲介绍完情况，不由得在那里连连的吹着胡子。
“中堂那里也有难处，”何启劝慰赵舒翘道，“暂以现有之力，尽力为民申冤，待他日国力渐充，再图收我主权。”他看了看孙纲，笑着说道，“那时，就得靠敬茗帮咱们出这口气了。”
“赵先生，何先生，关于这事，我倒想了个办法，只是事涉国家安全，不便于向两位先生言明，”孙纲这时已经有了主意，对两位部长说道，“两位能不能帮我把这些教案分门别类统计一下，共有多少，属于哪种类型的，如果秉公依律判案，孰是孰非，如何定案，给我列个表，我来解决。”
“这些教案早有定论，统计起来也不难，只是老夫不明白，敬茗要此表何用？又将以何法应之？”赵舒翘奇怪的问道，这边何启也是一脸的莫明其妙，不知道孙纲想要干什么。
“两位放心，我这个法子，既可解民之怨愤，又可以让那些传教士和外国公使无话可说，两位就瞧好吧。”孙纲不动声色的笑了笑，说道。
“闻敬茗行事不拘泥成法，常有匪夷所思之举，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赵舒翘和何启对望了一眼，随即吩咐手下官员开始统计教案，报给孙纲。
在司法部官员们开始统计的时候，因为还得一阵子才能弄出来，孙纲去拜会了一下红美女尤吉菲尔，这次他没有和她说起他们平时常谈的话题，而是一本正经的和她讨论起来了关于宗教的问题，以及一些诸如历史上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神主耶和华在人间所显示的神迹，差点让这位罗斯彻尔德家的公主以为这位华夏共和国的最年轻参政要“改信归宗”，但她不象法国造船大师白里安的女儿丽妮那样的单纯，在给他大讲了一番“神迹”之后，她看着他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还是把心里的疑问说了出来。
“我感觉你好象在策划一场巨大的阴谋。”尤吉菲尔看着孙纲说道，湖蓝色的剪水双瞳在不住的打量着他，似乎要从他身上把“阴谋”揪出来。
她现在不再掩饰她对他的好感，在他们两个人谈话的时候，她也开始用“你”来称呼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