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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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1729(雍正七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1736年(乾隆元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3]而在时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2][3][10]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11]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3][9]
点评鉴赏编辑
讽刺艺术
科举考试图
科举考试图
《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13]
《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13]
《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等。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13]
由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讽刺当时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会,添加了一些正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的划分线主要在于保持着应有的道德品格,而反面人物则是那些整天凭着官位欺压百姓,并且不学无术的官僚以及那些只知钻研儒学、推行正道其实却把道德品质封存的儒士。[13]
专家点评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鲁迅)[14]
该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吴敬梓评传》)
成就影响编辑
《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3]并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专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可作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科举制度的一部活的生动的参考。[9]也有盛赞《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3]
《儒林外史》是中国传统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鲁迅、胡适、张天翼等现代文学家都对《儒林外史》有独到的体会和研究,致使这部作品在现代文坛备受瞩目,影响到现代小说的创作。[15]
《儒林外史》对晚清小说的示范作用是明显的,而晚清小说又给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多方面的参照。《儒林外史》对现代文坛的影响深远,并促生了“故事集缀型”小说的兴盛。[15]
《儒林外史》[1]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世俗风气的败坏。[6]
如写周进、范进为考中举人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到胡子花白还没有考中秀才。尽管生活极为困顿,还是念念不忘科举考试。周进路过一处考场,进去观看,触动了一生的辛酸和痛苦,放声大哭,竟然难过得死去活来。后来在一些小商人的帮助下参加了考试,博得了考官的同情,才时来运转。当他考中举人时,以前讥讽挖苦他的那些人,都来奉承他,把他吹捧成最有学问的人。又如范进,中举前家里穷得没有米下锅,抱着一只老母鸡去集市上卖。当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时,竟然喜极而狂,变成了疯子,幸亏岳父胡屠户打了他一巴掌,才使他恢复了清醒。这时候,当地的乡绅等有头脸的人物都对他刮目相看,有送房屋的,有送财产的,范进的生活立刻发生了变化。[6]
《儒林外史》版本,按回数分,一共有4种版本的说法:50回本;55回本;60回本;56回本。其中,何为真本,历来各有不同意见,但至20世纪末,专家学者大体厘清原貌,一般认为原著系56回。故2011年版《辞海》“儒林外史”条已直接标明是“五十六回”,并未录他说。各版本情况如下:[2][3][4]
第一种,50回本的说法,始自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的《文木先生传》,谓“《儒林外史》有50卷”,该说流行于道光、咸丰年间,今人仍有人袭其说,但是从来未见50回本存世,该本可谓并不存在。第二种,55回本,最早来自清代金和在群玉斋本《儒林外史》的“跋”,该跋称,吴敬梓的表侄金兆燕作扬州府教授时有刊刻行世的55卷(55回),且金和还认为第56回“幽榜”(编辑者注:即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无意义,是伪作,于是删去;然而金和所称金兆燕时的55回本,却一直不见,只有被他删去“幽榜”的55回本。第三种,60回本,该本只有一种,即增补齐省堂本,最早的是上海鸿宝斋的石印本,后面的4回是居世绅(笔名东武惜红生)所增。[3][7]
原著56回本,一共有8个本子,现见最早是卧闲草堂刊本,1803(清嘉庆8年)刊印,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据此出影印本。另有:注礼阁刊本、艺古堂刊本、潘世恩抄本(编辑者注:学界一般称“潘氏抄本”,现上海图书馆有藏)、群玉斋活字本、申报馆排印本、申报馆巾箱本、齐省堂增订本(编辑者注:齐省堂有56回本与60回本,为区别,前者一般称“56回齐省堂本”)。[2][8]
今本情况,解放后出版的排印本90%以上都是55回本,是不全的。而以祖本56回卧闲草堂本为底本的刊行出版的有:《儒林外史》张慧剑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78年版,1995年版;《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此评本以卧闲草堂本作底本,以潘氏抄本等多种刊本为校本和参校本,予以分段、标点,在此基础上重新批评;还有《儒林外史》,中华书局1972年版、2009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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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1729(雍正七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1736年(乾隆元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3]而在时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2][3][10]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11]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3][9]
点评鉴赏编辑
讽刺艺术
科举考试图
科举考试图
《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13]
《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13]
《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等。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13]
由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讽刺当时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会,添加了一些正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的划分线主要在于保持着应有的道德品格,而反面人物则是那些整天凭着官位欺压百姓,并且不学无术的官僚以及那些只知钻研儒学、推行正道其实却把道德品质封存的儒士。[13]
专家点评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鲁迅)[14]
该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吴敬梓评传》)
成就影响编辑
《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3]并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专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可作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科举制度的一部活的生动的参考。[9]也有盛赞《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3]
《儒林外史》是中国传统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鲁迅、胡适、张天翼等现代文学家都对《儒林外史》有独到的体会和研究,致使这部作品在现代文坛备受瞩目,影响到现代小说的创作。[15]
《儒林外史》对晚清小说的示范作用是明显的,而晚清小说又给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多方面的参照。《儒林外史》对现代文坛的影响深远,并促生了“故事集缀型”小说的兴盛。[15]
《儒林外史》[1]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世俗风气的败坏。[6]
如写周进、范进为考中举人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到胡子花白还没有考中秀才。尽管生活极为困顿,还是念念不忘科举考试。周进路过一处考场,进去观看,触动了一生的辛酸和痛苦,放声大哭,竟然难过得死去活来。后来在一些小商人的帮助下参加了考试,博得了考官的同情,才时来运转。当他考中举人时,以前讥讽挖苦他的那些人,都来奉承他,把他吹捧成最有学问的人。又如范进,中举前家里穷得没有米下锅,抱着一只老母鸡去集市上卖。当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时,竟然喜极而狂,变成了疯子,幸亏岳父胡屠户打了他一巴掌,才使他恢复了清醒。这时候,当地的乡绅等有头脸的人物都对他刮目相看,有送房屋的,有送财产的,范进的生活立刻发生了变化。[6]
《儒林外史》版本,按回数分,一共有4种版本的说法:50回本;55回本;60回本;56回本。其中,何为真本,历来各有不同意见,但至20世纪末,专家学者大体厘清原貌,一般认为原著系56回。故2011年版《辞海》“儒林外史”条已直接标明是“五十六回”,并未录他说。各版本情况如下:[2][3][4]
第一种,50回本的说法,始自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的《文木先生传》,谓“《儒林外史》有50卷”,该说流行于道光、咸丰年间,今人仍有人袭其说,但是从来未见50回本存世,该本可谓并不存在。第二种,55回本,最早来自清代金和在群玉斋本《儒林外史》的“跋”,该跋称,吴敬梓的表侄金兆燕作扬州府教授时有刊刻行世的55卷(55回),且金和还认为第56回“幽榜”(编辑者注:即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无意义,是伪作,于是删去;然而金和所称金兆燕时的55回本,却一直不见,只有被他删去“幽榜”的55回本。第三种,60回本,该本只有一种,即增补齐省堂本,最早的是上海鸿宝斋的石印本,后面的4回是居世绅(笔名东武惜红生)所增。[3][7]
原著56回本,一共有8个本子,现见最早是卧闲草堂刊本,1803(清嘉庆8年)刊印,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据此出影印本。另有:注礼阁刊本、艺古堂刊本、潘世恩抄本(编辑者注:学界一般称“潘氏抄本”,现上海图书馆有藏)、群玉斋活字本、申报馆排印本、申报馆巾箱本、齐省堂增订本(编辑者注:齐省堂有56回本与60回本,为区别,前者一般称“56回齐省堂本”)。[2][8]
今本情况,解放后出版的排印本90%以上都是55回本,是不全的。而以祖本56回卧闲草堂本为底本的刊行出版的有:《儒林外史》张慧剑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78年版,1995年版;《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此评本以卧闲草堂本作底本,以潘氏抄本等多种刊本为校本和参校本,予以分段、标点,在此基础上重新批评;还有《儒林外史》,中华书局1972年版、2009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