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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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一代宗师
荆州书院明理堂中，吕涛对于“子”的说法，让在场众多学子陷入思考和议论之中，这正是他想要达成的目标。如果要他跟大家讲大道理，要求人们学会对先人进行质疑，那么显然是难以做到的，但是在这种“无意”之下说出来，就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国人向来有祖先崇拜的习惯，认为越是远古的反而越好，尤其是对那些杰出的祖先，崇拜甚至达到盲目的程度。于是，渐渐地就出现了古代版的“两个凡是”：凡是祖宗说的都是对的，凡是祖先定下来的规矩法度都是不能更改的。
祖先的成法对后人影响如此巨大，人们即便找到漏洞或者看到新的问题，也会下意识地去避免出现和祖制不符合的情况，举凡和祖先说法不一致的，都要小心翼翼地进行规避。而随着社会地进步，后人们将会发现，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问题跟祖先成法相违背，这样一来，这种祖先崇拜必然会引导产生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所谓“礼法”，通过种种渠道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思想，结果，就必然使得后人在创新的道路上举步艰难，最终必然导致整个民族创造力的集体萎缩。
要改变一群人的行为习惯，很容易，要改变一群人的思维习惯，很难！而偏偏是这方面，无疑却是他吕涛最想要改变的问题，但是他也非常清楚，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也不是仅仅他一个人的努力就能够做得到的，一个人无论如何强大，始终也不可能和整个国度抗争。因此，吕涛需要播下种子，然后努力使之萌芽、扎根、生长、茁壮。最终成为参天大树！
这个时代，儒家的思想虽然已经占据着主体地位，但并不像宋以后那么牢不可动。况且这个时代的文人们，却也并没有缺失创造性。面对新时代，对比先贤的成法，并不是没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吕涛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点火，彻底地燃烧人们“怀疑”的能力。
环顾一下现场，吕涛咳了一声，堂下学子们自觉地收声，看向吕涛。
吕涛稍微整理一下思路。朗声说道：“涛读书，每有惑。孔夫子曰：‘有教无类。’而今日何以鄙薄商贩百工之属，唯以经书为贵？荆州书院设理工商之学，其意不过扬孔子‘有教无类’之说。何多腹诽耶？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今日之民，其何贱也，生死不能由己。兴。则官吏豪强鱼肉，百姓苦；亡，则水深火热，百姓亦苦。不亦惑哉？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何以使民愚耶？民之不知家国，则何从爱之？使百姓皆知国之为要，则何以张梁之徒振臂一呼，而百万之众云集响应？泱泱华夏，芸芸众生，皆炎黄子孙也，四境之内，八方之中，皆兄弟姊妹也，何以或酒池肉林，或朝不知夕，或奢侈无度，或欲求一饭而不能？《礼记》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然今日所见，则子弑父，弟弑兄，老轻幼，壮轻老，男贱女，贵贱贫，何也？……前后何以相去甚远？盖因自秦以降，读书之人每不求甚解，歪曲先人之意也！既已歪曲，我辈读书，岂可苟同？窃以为，学则当存疑为先，乃以实践考究，推其曲直，合则从之，不合则去之，如此方得真理！”
吕涛说得兴起，旁征博引，从古到今列举大量事实，洋洋洒洒一大段，说了整整两刻，直听得在座诸人目瞪口呆。
见到这些东西收到效果，吕涛遂将话题一转，引到祖宗成法必须要和时代相适合这一点上，铿然说道：“先贤之法，应时而生，为时所用耳。夏商周之时，天子以天下付诸侯，万民皆诸侯之奴也；比及七雄争霸，西秦乃因功封建，举国踊跃，遂有天下；而项羽虽有盖世之勇，然欲回复争霸之局，大封天下诸侯，不顾百姓思安之心，不施仁义，其得不败耶？是故，春秋秦汉，时也势也，皆不同矣，而时人犹法先人之成法，此刻舟求剑也，岂不谬哉？故秦所以吞并六国者，何也？非兵之力也，变法使之强也！自商鞅变法以降，秦日渐强盛，至始皇帝，六国遂灭，此变法之利也。始皇既收天下，以为依成法则天下可控，乃以治秦之法治天下，以致须臾殆灭，此不变之乱也！高祖得天下，乃休养生息，以财货女子赂匈奴，忍辱负重，嘱后世子孙不得妄言刀兵，何也？中国纷乱既久，民生艰难，高祖遂变革始皇之非也！及至孝武，乃举合国之力，使卫霍北击匈奴，追亡逐北，匈奴遂弱，此亦变之利也！今之天下，流民何多，其百姓不爱故地乡土耶？非也，实身处水火，而求自救也！使天下贱人皆暖衣饱食，纵刀剑加颈，亦不得使流徙也！故今日南来荆州百万之众，乃穷则思变也。既来荆州，遂得求存，安然自乐，此变则通也！……”
讲坛之上，吕涛滔滔不绝，举出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众多事实，充当自己的论据，将火力完全集中到“变”字上来，围绕着法度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变化的中心，进行长时间的演讲，最后一锤定音，道：“是故，先人之法，固当敬而重之，然则虽重之，不可以为定法。时不定，法岂可定？我辈当以时为据而疑之，使有所损益，以合时势也！上治国如是，我辈学亦当如是，诸君可共勉之！”
明理堂里面，陷入长久的静默，今天吕涛带给他们的震撼，实在太大了。
吕涛所举的事实，有些是史书记载的，有些是新近发生的，有些甚至就是大家身边的小事情，都是众所周知的，让人无从辩驳。况且这些事情，虽然是吕涛率先说的。但是平常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过一些思索，只是要么不成系统，要么不敢深入去思考。远没有吕涛这么清晰明了罢了。故此吕涛这番讲演，让学子们一时都呆住了。内心那些以往被死死压抑着的疑问，一个个地翻腾开来。
辩论的后段，变成乐学子们的提问和吕涛一个人的演讲，足足两个半时辰之后，夕阳西下，这才最终结束。至于早早退到一边的陈登，却谁也没注意到。他什么时候悄悄退场了。
吕涛并不理会陈登，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要改变现状，并不是光说说就能做到的。他还要做一些努力，设法让这些种子发芽得快一些。
为了这思想上得改造，吕涛已经准备了足足五年时间，现在，也该是大规模展开行动的时候了。
“子曰之辩”后。很快的，吕涛就展开了行动，他全力开动自己控制在手的商业资源，将前段时间已经印刷完毕的《五经正义》正式发行。这本书，却是他前后花了两年时间写出来的。专门针对那些可能会形成思想桎梏的言论进行辨析，将之引到符合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上来。整本书字数并不多，不过二十余万字，核心更是紧紧围绕着“历史与变革”“存疑与学问”“实践与真理”“成法与创新”这四个方面。
吕涛的前世，本来就因为家庭的影响，从小跟古文字打交道，这《五经正义》，却是他综合了“后人”的见识以及自己的见解整出来的，写起来并不困难，更多的时间花在挑毛病之上。原本他早就想把这书发出去，但是考虑到卫道士们的抵抗，所以才推迟到今天，让荆州众多文人们在遭受商业兴盛等的冲击之活，这才作为一个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来运行。
当然，吕涛也知道，即便如此，这书中很多观点只怕要争论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但他也从来没指望所有人一下子就接受他的思想，他的希望，在于荆州书院的学子们，在于年轻的一代人。只要百人当中有那么一两个接受得了，那就已经很有成就了。
跟“子曰之辩”一样，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宣扬“变革”“存疑”“实践”和“创新”，设法让更多人去思考：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祖先留下来的规则。吕涛的希望，是改变人们对祖法讳莫如深的传统，让更多人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从而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带来活力和新鲜空气。这是第一步。
果然，借助于吕涛控制在手的天罗地网一样的商业资源，《五经正义》一面世，很快就传播开来，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仿佛是在一潭平静无波的湖水中投入千钧巨石，是晴天一声久久不去的霹雳。有人强烈反对，有人坚决支持支持，有人茫然不知所措，有人不屑一顾，有人如获至宝，有人心有兮兮焉……但不管是谁，只要是认真读了这书的，都不得不对吕涛那“渊博”的知识震撼，书中，那信手拈来的从容，那上达天文下至地理的广博，那博古通今的洞察，那清晰明了的表述，那恢宏壮阔的行文，那缜密细致的逻辑，那一环扣着一环的推论，那犀利雄壮的语言，那几乎句句成警句的用语，让无数的人汗颜或者倾倒。一本书的震撼力，莫过于此。
借着这一波巨大的冲击，五月份的时候，早有准备的吕涛再次出击，一口气发行了《圣人论》《古今论》《学而论》三本书。这三本篇幅较小，都在三万字以内，吕涛当作大学论文来完成，几经修改，在去年书院遇刺之前刚交付印刷。
这三论，《圣人论》旨在论述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圣人，圣人到底是不是人，圣人到底是不是完人，孔子他们到底能不能成为圣人，等等。《古今论》则论证社会是在发展进步的，后代的总是比前代的好，古人的很多成法在现代是无法适用的，作为后人应该正确地对待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加以辨证吸收。《学而论》是前两论的补充，说明了不光只是“经学”儒学，其余诸子百家理工商等等，都是知识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们各有各的用处；同时，《学而论》强调，学习应该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后总结经验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先人留下来的知识，应加以存疑辨析，取长去短，从是革非。
跟《五经正要》对比，这三本书可以说是一种具体的发挥，最终的目的却是要在《五经正义》的基础之上，将孔子等所谓“圣人”拉下神台。
吕涛始终认为，南宋理学盛行之前的儒家思想，正面意义要比负面意义大得多，不能全盘否认。儒家思想本身并没有缺少血性，历史上那么多蔑视生死的文人，早已证实了这一点。儒家思想对世事积极进取勇于承担的态度，对外界事物追求不偏不倚看待的理想，对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巨大融合吸收能力，等等，都是值得推崇的。只是，它最大的坏处，却是将伟人神化，将先人美化，将远古理想化，这才是要命的，这才是渐渐束缚住后人手脚的罪魁祸首，是吕涛改良的重中之重！
三论之后没多久，关于社会关系的《国民论》，关于工业的《百工论》，关于商业的《行商论》，关于科技的《机巧论》，关于少数民族的《蛮夷论》，关于开启民智的《教育论》，等等，总计二十余篇少则数千多则万言的政论文，被集中在吕涛谋划已久的集子《国计民生书》中发行，结合荆州的各种政策变动，完成了吕涛迅猛而强大的组合拳，重重地摇撼着汉末思想界。
在洛阳时的数十篇文章，使得吕涛隐然有成为一代宗师的迹象。到荆州后先后出手的政论，让他初具宗师风范。而现在，《圣人论》让世人开始以看待宗师来看待他，等到三论一书的发行，不满十七周岁的吕涛，已经俨然汉末第一号宗师级人物，众多被他征服的学子文人，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虔诚地要拜在他门下。而荆州，也因此一跃成为汉末的思想文化中心，每天都有人慕名前来就读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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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一代宗师
荆州书院明理堂中，吕涛对于“子”的说法，让在场众多学子陷入思考和议论之中，这正是他想要达成的目标。如果要他跟大家讲大道理，要求人们学会对先人进行质疑，那么显然是难以做到的，但是在这种“无意”之下说出来，就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国人向来有祖先崇拜的习惯，认为越是远古的反而越好，尤其是对那些杰出的祖先，崇拜甚至达到盲目的程度。于是，渐渐地就出现了古代版的“两个凡是”：凡是祖宗说的都是对的，凡是祖先定下来的规矩法度都是不能更改的。
祖先的成法对后人影响如此巨大，人们即便找到漏洞或者看到新的问题，也会下意识地去避免出现和祖制不符合的情况，举凡和祖先说法不一致的，都要小心翼翼地进行规避。而随着社会地进步，后人们将会发现，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问题跟祖先成法相违背，这样一来，这种祖先崇拜必然会引导产生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所谓“礼法”，通过种种渠道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思想，结果，就必然使得后人在创新的道路上举步艰难，最终必然导致整个民族创造力的集体萎缩。
要改变一群人的行为习惯，很容易，要改变一群人的思维习惯，很难！而偏偏是这方面，无疑却是他吕涛最想要改变的问题，但是他也非常清楚，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也不是仅仅他一个人的努力就能够做得到的，一个人无论如何强大，始终也不可能和整个国度抗争。因此，吕涛需要播下种子，然后努力使之萌芽、扎根、生长、茁壮。最终成为参天大树！
这个时代，儒家的思想虽然已经占据着主体地位，但并不像宋以后那么牢不可动。况且这个时代的文人们，却也并没有缺失创造性。面对新时代，对比先贤的成法，并不是没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吕涛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点火，彻底地燃烧人们“怀疑”的能力。
环顾一下现场，吕涛咳了一声，堂下学子们自觉地收声，看向吕涛。
吕涛稍微整理一下思路。朗声说道：“涛读书，每有惑。孔夫子曰：‘有教无类。’而今日何以鄙薄商贩百工之属，唯以经书为贵？荆州书院设理工商之学，其意不过扬孔子‘有教无类’之说。何多腹诽耶？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今日之民，其何贱也，生死不能由己。兴。则官吏豪强鱼肉，百姓苦；亡，则水深火热，百姓亦苦。不亦惑哉？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何以使民愚耶？民之不知家国，则何从爱之？使百姓皆知国之为要，则何以张梁之徒振臂一呼，而百万之众云集响应？泱泱华夏，芸芸众生，皆炎黄子孙也，四境之内，八方之中，皆兄弟姊妹也，何以或酒池肉林，或朝不知夕，或奢侈无度，或欲求一饭而不能？《礼记》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然今日所见，则子弑父，弟弑兄，老轻幼，壮轻老，男贱女，贵贱贫，何也？……前后何以相去甚远？盖因自秦以降，读书之人每不求甚解，歪曲先人之意也！既已歪曲，我辈读书，岂可苟同？窃以为，学则当存疑为先，乃以实践考究，推其曲直，合则从之，不合则去之，如此方得真理！”
吕涛说得兴起，旁征博引，从古到今列举大量事实，洋洋洒洒一大段，说了整整两刻，直听得在座诸人目瞪口呆。
见到这些东西收到效果，吕涛遂将话题一转，引到祖宗成法必须要和时代相适合这一点上，铿然说道：“先贤之法，应时而生，为时所用耳。夏商周之时，天子以天下付诸侯，万民皆诸侯之奴也；比及七雄争霸，西秦乃因功封建，举国踊跃，遂有天下；而项羽虽有盖世之勇，然欲回复争霸之局，大封天下诸侯，不顾百姓思安之心，不施仁义，其得不败耶？是故，春秋秦汉，时也势也，皆不同矣，而时人犹法先人之成法，此刻舟求剑也，岂不谬哉？故秦所以吞并六国者，何也？非兵之力也，变法使之强也！自商鞅变法以降，秦日渐强盛，至始皇帝，六国遂灭，此变法之利也。始皇既收天下，以为依成法则天下可控，乃以治秦之法治天下，以致须臾殆灭，此不变之乱也！高祖得天下，乃休养生息，以财货女子赂匈奴，忍辱负重，嘱后世子孙不得妄言刀兵，何也？中国纷乱既久，民生艰难，高祖遂变革始皇之非也！及至孝武，乃举合国之力，使卫霍北击匈奴，追亡逐北，匈奴遂弱，此亦变之利也！今之天下，流民何多，其百姓不爱故地乡土耶？非也，实身处水火，而求自救也！使天下贱人皆暖衣饱食，纵刀剑加颈，亦不得使流徙也！故今日南来荆州百万之众，乃穷则思变也。既来荆州，遂得求存，安然自乐，此变则通也！……”
讲坛之上，吕涛滔滔不绝，举出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众多事实，充当自己的论据，将火力完全集中到“变”字上来，围绕着法度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变化的中心，进行长时间的演讲，最后一锤定音，道：“是故，先人之法，固当敬而重之，然则虽重之，不可以为定法。时不定，法岂可定？我辈当以时为据而疑之，使有所损益，以合时势也！上治国如是，我辈学亦当如是，诸君可共勉之！”
明理堂里面，陷入长久的静默，今天吕涛带给他们的震撼，实在太大了。
吕涛所举的事实，有些是史书记载的，有些是新近发生的，有些甚至就是大家身边的小事情，都是众所周知的，让人无从辩驳。况且这些事情，虽然是吕涛率先说的。但是平常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过一些思索，只是要么不成系统，要么不敢深入去思考。远没有吕涛这么清晰明了罢了。故此吕涛这番讲演，让学子们一时都呆住了。内心那些以往被死死压抑着的疑问，一个个地翻腾开来。
辩论的后段，变成乐学子们的提问和吕涛一个人的演讲，足足两个半时辰之后，夕阳西下，这才最终结束。至于早早退到一边的陈登，却谁也没注意到。他什么时候悄悄退场了。
吕涛并不理会陈登，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要改变现状，并不是光说说就能做到的。他还要做一些努力，设法让这些种子发芽得快一些。
为了这思想上得改造，吕涛已经准备了足足五年时间，现在，也该是大规模展开行动的时候了。
“子曰之辩”后。很快的，吕涛就展开了行动，他全力开动自己控制在手的商业资源，将前段时间已经印刷完毕的《五经正义》正式发行。这本书，却是他前后花了两年时间写出来的。专门针对那些可能会形成思想桎梏的言论进行辨析，将之引到符合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上来。整本书字数并不多，不过二十余万字，核心更是紧紧围绕着“历史与变革”“存疑与学问”“实践与真理”“成法与创新”这四个方面。
吕涛的前世，本来就因为家庭的影响，从小跟古文字打交道，这《五经正义》，却是他综合了“后人”的见识以及自己的见解整出来的，写起来并不困难，更多的时间花在挑毛病之上。原本他早就想把这书发出去，但是考虑到卫道士们的抵抗，所以才推迟到今天，让荆州众多文人们在遭受商业兴盛等的冲击之活，这才作为一个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来运行。
当然，吕涛也知道，即便如此，这书中很多观点只怕要争论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但他也从来没指望所有人一下子就接受他的思想，他的希望，在于荆州书院的学子们，在于年轻的一代人。只要百人当中有那么一两个接受得了，那就已经很有成就了。
跟“子曰之辩”一样，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宣扬“变革”“存疑”“实践”和“创新”，设法让更多人去思考：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祖先留下来的规则。吕涛的希望，是改变人们对祖法讳莫如深的传统，让更多人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从而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带来活力和新鲜空气。这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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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这一波巨大的冲击，五月份的时候，早有准备的吕涛再次出击，一口气发行了《圣人论》《古今论》《学而论》三本书。这三本篇幅较小，都在三万字以内，吕涛当作大学论文来完成，几经修改，在去年书院遇刺之前刚交付印刷。
这三论，《圣人论》旨在论述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圣人，圣人到底是不是人，圣人到底是不是完人，孔子他们到底能不能成为圣人，等等。《古今论》则论证社会是在发展进步的，后代的总是比前代的好，古人的很多成法在现代是无法适用的，作为后人应该正确地对待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加以辨证吸收。《学而论》是前两论的补充，说明了不光只是“经学”儒学，其余诸子百家理工商等等，都是知识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们各有各的用处；同时，《学而论》强调，学习应该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后总结经验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先人留下来的知识，应加以存疑辨析，取长去短，从是革非。
跟《五经正要》对比，这三本书可以说是一种具体的发挥，最终的目的却是要在《五经正义》的基础之上，将孔子等所谓“圣人”拉下神台。
吕涛始终认为，南宋理学盛行之前的儒家思想，正面意义要比负面意义大得多，不能全盘否认。儒家思想本身并没有缺少血性，历史上那么多蔑视生死的文人，早已证实了这一点。儒家思想对世事积极进取勇于承担的态度，对外界事物追求不偏不倚看待的理想，对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巨大融合吸收能力，等等，都是值得推崇的。只是，它最大的坏处，却是将伟人神化，将先人美化，将远古理想化，这才是要命的，这才是渐渐束缚住后人手脚的罪魁祸首，是吕涛改良的重中之重！
三论之后没多久，关于社会关系的《国民论》，关于工业的《百工论》，关于商业的《行商论》，关于科技的《机巧论》，关于少数民族的《蛮夷论》，关于开启民智的《教育论》，等等，总计二十余篇少则数千多则万言的政论文，被集中在吕涛谋划已久的集子《国计民生书》中发行，结合荆州的各种政策变动，完成了吕涛迅猛而强大的组合拳，重重地摇撼着汉末思想界。
在洛阳时的数十篇文章，使得吕涛隐然有成为一代宗师的迹象。到荆州后先后出手的政论，让他初具宗师风范。而现在，《圣人论》让世人开始以看待宗师来看待他，等到三论一书的发行，不满十七周岁的吕涛，已经俨然汉末第一号宗师级人物，众多被他征服的学子文人，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虔诚地要拜在他门下。而荆州，也因此一跃成为汉末的思想文化中心，每天都有人慕名前来就读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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