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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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各种苛捐杂税如果整理起来，可以写成一本百万不过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有四种：土贡、田赋、捐税、厘金。
土贡，即地方政府按照季节对当地土特产征税。在满清刚刚入关的时候，为了收罗天下珍奇、特产供满族贵族享用，朝廷下令八旗对所控制的区域征缴各类土特产。于是各地方百姓，按照季节（主要是春节、皇帝、太后的生日等），将当地土特产以实物的形式上交给各地将军衙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土贡慢慢的演变成为一种常规税收，分成地方、国家两个部分。
田赋是朝廷对拥有土地的人所课征的土地税，起源于夏。熟地纳税赋称“升科地”，岁交大、小二租，大租上解国库，小租留为“经征补助费”，由地方开销。田赋是历朝历代的一个常规税种，也是朝廷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到了清朝，田赋完全变了味道。清朝在田赋正额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加征，主要是火耗、平余和漕粮附加三项。火耗，清初，田赋多以银两缴纳，各州县收入田赋银后，要把所收纳的零碎银两，熔化成规定重量的银锭才能人库。由于在熔铸时，重量有所亏耗，因此，各地征收准适当多征一些，以补亏耗之数。但地方官吏往往借此苛索，成为剥削人民财富的一种手段。平余，雍正时，四川的不法官员在征收赋税时，暗将头加重，以增收银两。乾隆三年，为整饬暗中加重之弊，准四川在火耗之外。每百两提解六钱，称平余，以后各省仿行，成为田赋的加征。漕粮，是指向京城运送漕粮的各种加征浮收，漕粮是清代田赋的一部分，以实物缴纳。鸦片战争后，清廷为支付不断增加地对外赔款，以“分赔”、“摊赔”、“代赔”等名目将沉重的赔款负担分散给地方。地方无款可筹，只好以附加税的形式。附加于田赋，且名目繁多，如随征津贴、亩捐、按粮捐、按粮输等等。光绪初年，田赋亩捐已超过正赋。由于田赋附加无一定章法，是财政搜刮的一种重要手段。
税捐：分国家税、地方行政司法补助税、地方公益税三种（名称裸奔记不得了，按照现代的名称写）。国家税上缴，地方行政司法补助税留做本地官员开支经费，地方公益税为地方公益事业经费开支。
厘金是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在正常情况下。每省都有边卡，对来往客商征收“常关过境税”。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整个南方变成战场，这些边卡也就完全丧失，而地方军队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费，在其控制区内设立厘捐局卡，征收百货厘金。厘金本为临时举措，但是战后不但没有撤销，各地官员为了地方财政反而变本加厉。江苏由于有漕运总督府、两江总督府、江宁布政司、江苏布政司四个税收系统，因此成为厘金最严重的地区，税卡最多的一个县竟然有81处。
厘金一般分行厘（活厘）和坐厘（板厘）。前者为通过税，征于转运中的货物。抽之于行商；后者为交易税，在产地或销地征收，抽之于坐商。行厘一般是货物在起运地征收一次厘金后，在转运途中又重复征课。有所谓遇卡纳税及一起一验或两起两验地办法。有些省则在货物起运地及到达地各征一次。坐厘有埠厘、门市月厘、铺捐、落地厘等名称，是对商店征收的交易税。此外，还有先捐后售的出产地厘金。如对丝、茶、土布在出产地所征收的产地捐。如按商品分类，厘金以百货厘为主要部分，征课的范围很广，名目繁多。百货厘之外，还有盐厘、洋药厘及土药厘。盐厘为盐课以外两征税，洋药厘是对外国进口鸦片征收关税以外的厘金征课；土药厘是对本国自产鸦片的课厘。据同治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869～1908)全国各.+.占总收入的92%，茶税约为1.8%，，3.3%，约为2.1%。金虽然增加了清廷的收入，不过却大大阻碍了商品流通，而且厘金只向华商征收而不及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着土货市场上的流通，有利于外国洋货地倾销，从而加强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能力。
以前两江地各路官员给这四个税种增加了无数附加名目，造成四个税收体系极度混乱，其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厘金，而最不好改革的也是厘金。三省的土贡，田赋（包括田赋附加税）、税捐即便按照正常比例征收，两江也能得到全国最高的地方财政收入，因此在这三个方面，袁世凯只要直接去掉以前贪官私自增加的部分，按照合理的比例进行征收，即可保证两江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支持今后的发展计划，而对于厘金，他现在不仅不能改革，朝廷还要他保护！
江南之富裕，不是指的这里百姓有多富裕，而是这里每年为朝廷上交地厘税多！首先，江苏商贸的繁荣，其百货厘金几乎占据了中国百货厘金收入的2；其次，江苏盛产盐、茶、丝，盐厘、茶厘几乎占据中国的3；最后，上海英、法、美三国租界占据地地盘比上海县城还大，里面的洋行1884年达到275家，经营鸦片生意的有75家，江苏成集散地。大量地鸦片商人云集江苏，使得本土鸦片种植也“欣欣向荣”，因此江苏的洋药厘、土药厘成为两江、乃至全国最大笔的收入。江苏厘金已经成为朝廷一个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就连北洋水师的军费也主要从江苏上交朝廷的厘金里抽取，如果袁世凯贸然取消，慈禧那一关就过不了。
在袁世凯对两江的规划中，江苏乃是三省地工业、商贸龙头。要想成为工商龙头。就必须必须要让货物能够自由流通，刺激市场的繁荣，可是现在来往江苏的国内货物，依然要通过层层厘卡才能到达市场，利润少得可怜不说，在市场上还要与那
、成本比他们优势得多的洋货竞争。这些年，江苏以及民族资本的投资总额在不断萎缩，厘卡、厘金已经成为江苏发展最大的障碍。两江的厘金体系就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保持原状可以得到大量的发展资金，不过民族工商业会慢慢被不用纳税地外国资本挤垮。到时候财政来源就会走向枯竭，因此这个选择如同饮“鸠”止渴；想要取消三省厘金也不是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袁世凯用其他财政收入来填补取消厘金出现的上交空缺。如果真这么干，那么短期内两江的财政收入会出现非常大的滑坡，甚至有可能让政府的各项新政陷入无米下锅的境地，所以这个选择如同刮骨疗伤，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针对这种情况，袁世凯除了立刻取消土贡、田赋、捐税不合理税收外，还出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商业发展政策——以政府资本聚拢民间资本。以政府资本引导民间资本，以政府资本盘活民间资本——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成立江南工商总会！江南工商总会虽然隶属于商务厅。不过它并不是一个虚设的行政单位，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地官办经营单位，其主要有三个经营范围：国内商品贸易，实业投资，银行、证券等金融投资。总会第一笔启动资金总额为50万两白银，三省巡抚衙门各出万，两江总督衙门出资20万两。为了筹集这笔钱，袁世凯甚至还以两江总督衙门的身份，向夏威夷一个银行进行了贷款（海盗留下那笔钱）。
在国内商品贸易地经营上，总会除了自主在各地开设商号。还进行特许经营。说白了就是各地民间商号缴纳一定的年会，就可以取得江南工商总会某地某某分号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官办商号！由于官办商号在其控制区内是不需要缴纳厘金的，因此这些商号的货物今后可以畅通无阻进出两江。达到避税的目的！不过这种特许经营同时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官办企业不需要向地方政府纳税。为了防止有人利用这个特许经营偷税，江南工商总会制定了利润分成体系：各地加盟分号运输货物进入两江时。必须在边卡登记货物的数量、种类与成本；货物出售后，这些加盟分号要将一定比例的利润上交总会，以替代交易税，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偷税、漏税的作用。这种特许经营模式，能够为两江带来三个好处。第一，由于江苏是中国国内商品贸易最发达地地区，因此每天进出三省的各地商人无数。如果工商总会的年费合理，那么能够免交厘金的吸引力有多大就不言而喻。到时候加盟地恐怕就不仅仅是两江的商号，甚至连外省商号加盟者都会络绎不绝——光是这笔年会收入就相当可观。第二，原来商人们在两江交易，必须以厘金的形式向国家分割利润，厘金比例地方政府无权调整，而且大部分还必须上交国家。现在厘金转化成工商总会“内部”分成，不仅还不必上交国家，地方政府也可以自主控制调节分成比例，甚至还能对某些重点行业进行免税扶持。第三，利用工商总会，政府还可以建立一个商业信息平台。这个平台不仅可以收集两江境内地商业信息，还能收集外省商号提供的信息，并利用《江南商务周刊》定期公布种货物价格、利润，对加盟商号进行合理的引导，使得市场能够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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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投资的方面，江南工商总会也对民间敞开大门，允许民营资本入股各种官办企业。在清末，由于地方封建官僚对民族资本的盘剥，加上外国资本的打压，使得民族工业基本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活力，投资官办企业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民间资本唯一的选择。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大批民间资本家放弃自办工厂，开始购买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股票，而且还一度出现了民间董事参与官办企业经营决策的情况。江南工商总会开办的企业只要赚钱，这种收益对民族资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加上袁世凯、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纷纷以私人名义入股，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民间资本家投资的信心。如果能够有效的聚拢民间资本，那么首先可以解决政府发展工商业的资金，其次可以引导、控制民间资本投资方向，而且资本形成了规模，还能抵抗国外企业对中国一些行业的控制与垄断，避免胡雪岩那样以一人之力与外商“开战”，其他商人却作壁上观的情况。
为了更好的进行资本运作，江南工商总会还开办了“招商银行”，为两江的经济建设提供金融服务。并且袁世凯还计划在实业投资形成规模后，将这些企业的股票交易地点固定，成立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这样就能充分盘活两江，甚至是全国的资本流通。
由于江南工商总会最大的股东是两江三省政府，因此它的利润分红，自然也就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为地方财政增收，江南工商总会在袁世凯心目中还有几个更重要的功能。第一，现在袁世凯已经掌握了凯丽集团投资中国的导向权，如果能再把民族资本的导向权控于手中，那么外资与民营资本可以相辅相成、有规划的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其次，可以使国内新兴工商业的产、供、销一体化发展，并且随后展开的铁路建设，也可以根据商业更合理的布局，为工商业发展提供支持。最重要的一点，利用招商银行，袁世凯可以在自己夺权之前吸纳尽可能多的民间资本，将来罗氏家族控制了中国的国家银行后，他的经济自主性也会增加不少。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厘金都没有好处，比如对鸦片增收的药厘就是一个禁烟的好途径，而其中的洋药厘，还是地方政府唯一可以向外国人征收的厘金！在袁世凯的建议下，土药厘一下上调了5……
朝的各种苛捐杂税如果整理起来，可以写成一本百万不过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有四种：土贡、田赋、捐税、厘金。
土贡，即地方政府按照季节对当地土特产征税。在满清刚刚入关的时候，为了收罗天下珍奇、特产供满族贵族享用，朝廷下令八旗对所控制的区域征缴各类土特产。于是各地方百姓，按照季节（主要是春节、皇帝、太后的生日等），将当地土特产以实物的形式上交给各地将军衙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土贡慢慢的演变成为一种常规税收，分成地方、国家两个部分。
田赋是朝廷对拥有土地的人所课征的土地税，起源于夏。熟地纳税赋称“升科地”，岁交大、小二租，大租上解国库，小租留为“经征补助费”，由地方开销。田赋是历朝历代的一个常规税种，也是朝廷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到了清朝，田赋完全变了味道。清朝在田赋正额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加征，主要是火耗、平余和漕粮附加三项。火耗，清初，田赋多以银两缴纳，各州县收入田赋银后，要把所收纳的零碎银两，熔化成规定重量的银锭才能人库。由于在熔铸时，重量有所亏耗，因此，各地征收准适当多征一些，以补亏耗之数。但地方官吏往往借此苛索，成为剥削人民财富的一种手段。平余，雍正时，四川的不法官员在征收赋税时，暗将头加重，以增收银两。乾隆三年，为整饬暗中加重之弊，准四川在火耗之外。每百两提解六钱，称平余，以后各省仿行，成为田赋的加征。漕粮，是指向京城运送漕粮的各种加征浮收，漕粮是清代田赋的一部分，以实物缴纳。鸦片战争后，清廷为支付不断增加地对外赔款，以“分赔”、“摊赔”、“代赔”等名目将沉重的赔款负担分散给地方。地方无款可筹，只好以附加税的形式。附加于田赋，且名目繁多，如随征津贴、亩捐、按粮捐、按粮输等等。光绪初年，田赋亩捐已超过正赋。由于田赋附加无一定章法，是财政搜刮的一种重要手段。
税捐：分国家税、地方行政司法补助税、地方公益税三种（名称裸奔记不得了，按照现代的名称写）。国家税上缴，地方行政司法补助税留做本地官员开支经费，地方公益税为地方公益事业经费开支。
厘金是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在正常情况下。每省都有边卡，对来往客商征收“常关过境税”。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整个南方变成战场，这些边卡也就完全丧失，而地方军队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费，在其控制区内设立厘捐局卡，征收百货厘金。厘金本为临时举措，但是战后不但没有撤销，各地官员为了地方财政反而变本加厉。江苏由于有漕运总督府、两江总督府、江宁布政司、江苏布政司四个税收系统，因此成为厘金最严重的地区，税卡最多的一个县竟然有81处。
厘金一般分行厘（活厘）和坐厘（板厘）。前者为通过税，征于转运中的货物。抽之于行商；后者为交易税，在产地或销地征收，抽之于坐商。行厘一般是货物在起运地征收一次厘金后，在转运途中又重复征课。有所谓遇卡纳税及一起一验或两起两验地办法。有些省则在货物起运地及到达地各征一次。坐厘有埠厘、门市月厘、铺捐、落地厘等名称，是对商店征收的交易税。此外，还有先捐后售的出产地厘金。如对丝、茶、土布在出产地所征收的产地捐。如按商品分类，厘金以百货厘为主要部分，征课的范围很广，名目繁多。百货厘之外，还有盐厘、洋药厘及土药厘。盐厘为盐课以外两征税，洋药厘是对外国进口鸦片征收关税以外的厘金征课；土药厘是对本国自产鸦片的课厘。据同治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869～1908)全国各.+.占总收入的92%，茶税约为1.8%，，3.3%，约为2.1%。金虽然增加了清廷的收入，不过却大大阻碍了商品流通，而且厘金只向华商征收而不及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着土货市场上的流通，有利于外国洋货地倾销，从而加强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能力。
以前两江地各路官员给这四个税种增加了无数附加名目，造成四个税收体系极度混乱，其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厘金，而最不好改革的也是厘金。三省的土贡，田赋（包括田赋附加税）、税捐即便按照正常比例征收，两江也能得到全国最高的地方财政收入，因此在这三个方面，袁世凯只要直接去掉以前贪官私自增加的部分，按照合理的比例进行征收，即可保证两江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支持今后的发展计划，而对于厘金，他现在不仅不能改革，朝廷还要他保护！
江南之富裕，不是指的这里百姓有多富裕，而是这里每年为朝廷上交地厘税多！首先，江苏商贸的繁荣，其百货厘金几乎占据了中国百货厘金收入的2；其次，江苏盛产盐、茶、丝，盐厘、茶厘几乎占据中国的3；最后，上海英、法、美三国租界占据地地盘比上海县城还大，里面的洋行1884年达到275家，经营鸦片生意的有75家，江苏成集散地。大量地鸦片商人云集江苏，使得本土鸦片种植也“欣欣向荣”，因此江苏的洋药厘、土药厘成为两江、乃至全国最大笔的收入。江苏厘金已经成为朝廷一个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就连北洋水师的军费也主要从江苏上交朝廷的厘金里抽取，如果袁世凯贸然取消，慈禧那一关就过不了。
在袁世凯对两江的规划中，江苏乃是三省地工业、商贸龙头。要想成为工商龙头。就必须必须要让货物能够自由流通，刺激市场的繁荣，可是现在来往江苏的国内货物，依然要通过层层厘卡才能到达市场，利润少得可怜不说，在市场上还要与那
、成本比他们优势得多的洋货竞争。这些年，江苏以及民族资本的投资总额在不断萎缩，厘卡、厘金已经成为江苏发展最大的障碍。两江的厘金体系就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保持原状可以得到大量的发展资金，不过民族工商业会慢慢被不用纳税地外国资本挤垮。到时候财政来源就会走向枯竭，因此这个选择如同饮“鸠”止渴；想要取消三省厘金也不是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袁世凯用其他财政收入来填补取消厘金出现的上交空缺。如果真这么干，那么短期内两江的财政收入会出现非常大的滑坡，甚至有可能让政府的各项新政陷入无米下锅的境地，所以这个选择如同刮骨疗伤，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针对这种情况，袁世凯除了立刻取消土贡、田赋、捐税不合理税收外，还出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商业发展政策——以政府资本聚拢民间资本。以政府资本引导民间资本，以政府资本盘活民间资本——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成立江南工商总会！江南工商总会虽然隶属于商务厅。不过它并不是一个虚设的行政单位，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地官办经营单位，其主要有三个经营范围：国内商品贸易，实业投资，银行、证券等金融投资。总会第一笔启动资金总额为50万两白银，三省巡抚衙门各出万，两江总督衙门出资20万两。为了筹集这笔钱，袁世凯甚至还以两江总督衙门的身份，向夏威夷一个银行进行了贷款（海盗留下那笔钱）。
在国内商品贸易地经营上，总会除了自主在各地开设商号。还进行特许经营。说白了就是各地民间商号缴纳一定的年会，就可以取得江南工商总会某地某某分号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官办商号！由于官办商号在其控制区内是不需要缴纳厘金的，因此这些商号的货物今后可以畅通无阻进出两江。达到避税的目的！不过这种特许经营同时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官办企业不需要向地方政府纳税。为了防止有人利用这个特许经营偷税，江南工商总会制定了利润分成体系：各地加盟分号运输货物进入两江时。必须在边卡登记货物的数量、种类与成本；货物出售后，这些加盟分号要将一定比例的利润上交总会，以替代交易税，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偷税、漏税的作用。这种特许经营模式，能够为两江带来三个好处。第一，由于江苏是中国国内商品贸易最发达地地区，因此每天进出三省的各地商人无数。如果工商总会的年费合理，那么能够免交厘金的吸引力有多大就不言而喻。到时候加盟地恐怕就不仅仅是两江的商号，甚至连外省商号加盟者都会络绎不绝——光是这笔年会收入就相当可观。第二，原来商人们在两江交易，必须以厘金的形式向国家分割利润，厘金比例地方政府无权调整，而且大部分还必须上交国家。现在厘金转化成工商总会“内部”分成，不仅还不必上交国家，地方政府也可以自主控制调节分成比例，甚至还能对某些重点行业进行免税扶持。第三，利用工商总会，政府还可以建立一个商业信息平台。这个平台不仅可以收集两江境内地商业信息，还能收集外省商号提供的信息，并利用《江南商务周刊》定期公布种货物价格、利润，对加盟商号进行合理的引导，使得市场能够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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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投资的方面，江南工商总会也对民间敞开大门，允许民营资本入股各种官办企业。在清末，由于地方封建官僚对民族资本的盘剥，加上外国资本的打压，使得民族工业基本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活力，投资官办企业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民间资本唯一的选择。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大批民间资本家放弃自办工厂，开始购买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股票，而且还一度出现了民间董事参与官办企业经营决策的情况。江南工商总会开办的企业只要赚钱，这种收益对民族资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加上袁世凯、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纷纷以私人名义入股，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民间资本家投资的信心。如果能够有效的聚拢民间资本，那么首先可以解决政府发展工商业的资金，其次可以引导、控制民间资本投资方向，而且资本形成了规模，还能抵抗国外企业对中国一些行业的控制与垄断，避免胡雪岩那样以一人之力与外商“开战”，其他商人却作壁上观的情况。
为了更好的进行资本运作，江南工商总会还开办了“招商银行”，为两江的经济建设提供金融服务。并且袁世凯还计划在实业投资形成规模后，将这些企业的股票交易地点固定，成立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这样就能充分盘活两江，甚至是全国的资本流通。
由于江南工商总会最大的股东是两江三省政府，因此它的利润分红，自然也就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为地方财政增收，江南工商总会在袁世凯心目中还有几个更重要的功能。第一，现在袁世凯已经掌握了凯丽集团投资中国的导向权，如果能再把民族资本的导向权控于手中，那么外资与民营资本可以相辅相成、有规划的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其次，可以使国内新兴工商业的产、供、销一体化发展，并且随后展开的铁路建设，也可以根据商业更合理的布局，为工商业发展提供支持。最重要的一点，利用招商银行，袁世凯可以在自己夺权之前吸纳尽可能多的民间资本，将来罗氏家族控制了中国的国家银行后，他的经济自主性也会增加不少。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厘金都没有好处，比如对鸦片增收的药厘就是一个禁烟的好途径，而其中的洋药厘，还是地方政府唯一可以向外国人征收的厘金！在袁世凯的建议下，土药厘一下上调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