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墨西哥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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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军事独裁政权统治下的墨西哥社会险象环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异常。农民夺地、工人罢工、民族资产阶级反抗接踵而至，猛烈激荡着墨西哥**制度的积水深潭，从而打破了19世纪中期胡亚雷斯改革运动夭折以后漫长的历史沉寂，墨西哥社会出现了沸腾的政治生活。民族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群众痛恨**政权的政治情绪，抓住有利时机，走城串乡，周游各地，发表鼓动性演说，散发**的宣传品，大造革命舆论。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骤起，即将席卷墨西哥大地。1910年的总统大选终于引来了这场风暴的降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这场革命是继独立战争和革新运动之后一次更深刻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革命以它巨大的变革力推动了墨西哥社会民主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使这个衰败潦倒的国家逐渐告别了动乱与贫穷，30年代以其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走在拉美诸国之前，使世人刮目相看。
卖国总统上台
墨西哥是一个多灾多难之国。15世纪末，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西方殖民强盗打破了墨西哥社会的宁静生活。此后，持续遭受西班牙整整3个世纪的掠夺和。经过1810―1821年的独立战争，才最终挣脱宗主国的殖民锁链。然而，独立运动并没有使墨西哥走出漫漫黑夜，国家疮痍满目，生产力下降，殖民统治留下的后遗症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沉疴，继续折磨着这个国家。经济上，封建大地产制被保留下来，转到土生白人军官和官吏手中，且土地的兼并有增无减，大地主从1810年的4944个递增到1854年的6092个，全国4/5的人口在赤贫中挣扎。政治上，考迪罗把持着国家政权，与封建教会上层和世俗大地主沆瀣一气，结成三位一体的“神圣同盟”。在反动政权的庇护下，地主、教会广占田产，不劳而获，并允许他们另设法庭，残害无辜百姓。军阀集团贪污中饱，监守自盗，争权夺利，连年混战。政府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更迭，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1824―1848年共发生250多次政变。长年的政局动荡，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宪法、议会、选举都成了**独裁制度的装饰品。
政治的混乱，经济的凋敝，导致国力的衰弱和防务空虚。美国于1835―1848年先后武力强占墨西哥半壁河山，总面积达944825平方英里。
面对内压外辱，英雄的人民从未停止过斗争。1856年贝尼托；胡亚雷斯领导的革新运动有力地痛击了教权势力，平息了军阀割据，粉碎了法国的武装干涉，使墨西哥获得了一线生机，可是，好景不长，1872年7月胡亚雷斯猝然病逝后，革新运动的成果化为“一江春水”。随着民族的灾星波菲利奥；迪亚斯的上台，墨西哥重新被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迪亚斯原是胡亚雷斯手下的一名将军，战争中因从事土地投机而大发横财，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暴发户。1872年他阴谋夺权，发动叛乱被镇压。1876年他利用雷多总统强行连任总统、统治集团发生内讧之机，发布所谓起义纲领《土斯特庇克计划》，反对共和国总统连选连任，骗取了一部分人的支持，并收买一大批党徒，于同年11月再次发动政变，攫取了临时总统的高位。1877年5月，他威逼国会正式选举他为总统。此后，他出尔反尔，一再连任总统，先后达30年之久。
迪亚斯善于玩弄权术，他一上台就设法转移军人争夺政权的视线，采用经济补偿方式，解除一批对他有威胁的高级军官的兵权，然后将他们发配各州，使军官和地方行政官在相互争斗中抵消力量。对于各种政治势力，迪亚斯也严加防范，蓄意从中挑拨离间，引起他们相互倾轧，然后由他充当仲裁人，使斗争各方都依恃于他，从中坐收渔人之利。迪亚斯还善于扯谎，上台之初，他利用民众心理，宣布恪守宪法，许诺扩大政治民主自由，把土地还给农民，因而赢得大多数民众的好感。然而，当他统治基础稳固，第二次连任时，便开始实行独裁统治。他给一切效忠他的人以“面包”，给一切反对者以“棍棒”，凡是落在他手中的的反对者，统统被置于死地。1857年宪法成为一纸空文，集会、结社受到严格禁止，任何群众组织都被视为非法，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会招来横祸，高压统治使迪亚斯愈加昏庸，除军权以外，一切政务完全由卡梅利塔为首的一批御用官员代劳，他平时深居简出，谁要想见他一面，必须首先付给卡梅利塔3000比索现金。
独裁政权忠实代表着大地主、教会上层和高级军官的利益。1883年12月，迪亚斯操纵冈萨雷斯颁布《垦荒法》，成立土地测量公司，在全国普查荒地，公司将从所测
到的荒地中提取1/3作为报酬。测量公司的成员和顾问由迪亚斯的亲信和外国资本家担任。他们和地方豪绅相互勾结，随心所欲地规定，印度安人的地产凡拿不出合乎法律手续的证件，一律作为荒地予以没收。到1889年共测出“荒地”3224万公顷，测量公司从中获得1100万公顷土地作为报酬。其余土地一部分以低价出售，被富有者买去，一部分无偿赐给忠于政府“有功”的地主、将军、政客和外国资本家。1894年3月，政府颁布《开拓法》，规定对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量不加限制，使得土地兼并的规定越来越大。“土地测量公司”的成员路易斯；特拉萨斯占有近700万公顷的土地，占地100万公顷以上的大地主不胜枚举。占全国人口1%的地主拥有全国85%的土地。此外，到1910年，外国资本家共占有墨西哥2570多万公顷的土地。大地产占有者把土地交给雇用的管事人经营，他们则住在墨西哥都城或外国大城市，过着狂饮滥赌，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广大农村则啼饥号寒，饿殍遍野，1910年全国95.6%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地的广大农民中，许多人沦为大庄园主的债役农。1910年在全国1500万农民中债役农占353万，包括其家属在内共1000万人。马克思指出：“由于债务要以劳役偿还，而且要世代相传，所以不仅劳动者个人，而且连他的家族实际上都成为别人及其家族的财产。”债役农被当作牲畜使用，白天在工头的皮鞭下干活，晚上被关禁起来，吃的是玉米饼、大豆和臭鱼。一天繁重的劳动，只能从主人那里领到半个比索的工钱。稍有一星半点不满，就要受到工头的毒打或庄园法庭的审判。
迪亚斯统治时期，在革新运动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封建教会再度得势。政府取消了对教会的限制法令，发还过去被没收的教产，恢复了被剥夺的特权。教会重新广占寺田，聚敛财富，垄断教育，对广大城乡实行精神统治。一批新的寺院和修道院设立起来，僧侣人数比19世纪中期猛增10倍，其中还有一些西、法、意等国的外籍教士。大主教拉拔斯提为此感激涕零，把教职的委任权授予迪亚斯，并要求僧侣宣誓效忠于独裁政府。
迪亚斯出身行伍，不懂理财，他依靠一批被称为“科学家派”的御用文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这些人在理论上夸夸其谈，而对于墨西哥的实际情况却毫无了解。他们断言墨西哥没有发展民族经济的能力，只有借助外国资本的阳光雨露，民族经济才能发展。迪亚斯依据这种理论，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为外国资本进入墨西哥敞开门户，允许外国资本家在墨西哥开采矿山、石油、兴办工厂，修筑铁路，经营棉花、咖啡、烟草、橡胶、龙舌兰等种植园。给予建造铁路、车站、储藏设备的外国资本家以补偿和津贴。1887年，政府规定开采煤、石油、水银、天然气和其他矿产，除征收少量印花税外，一律免收国家税和地方税。大量属于国家正常收入的财富，变成外国资本家的额外之财流进了他们的囊袋，从而吸引了美、英、法、德、意、西等国的资本竞相涌入，1910年外国投资总额近14亿美元，其中尤为美国资本为最，1910年美国输往墨西哥的资本达到10亿多美元，而墨西哥本国的投资还不到8亿美元。据1911年统计，当时墨西哥铁路，石油投资的80%，矿业投资的79%，都控制在美国资本家手中。墨西哥对外贸易的3/4是同美国进行的。迪亚斯的卖国政策博得美国资本家的齐声叫好，他们开心地说：“迪亚斯虽是棕色的皮肤，印第安人的血统，但却有一个白人的灵魂。”
迪亚斯统治时期，墨西哥没有办起一家属于民族资本的重工业企业。革命前，墨西哥共有48家大企业，其中18家为外国资本家所有，25家企业有外资的部分“产权”。
据墨西哥政府1910年估计，1886年以来全国的投资数为30亿比索，其中墨西哥本国的投资为66400万比索，仅占总投资的1／5，这表明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人所控制。盛产石油的墨西哥竟然要从美国购买石油，价格比美国国内高出10倍。事实证明，“科学家派”的主张是放弃国家主权，仰仗外资鼻息的投降主义政策。外国资本不但没有赐给阳光雨露，反而把墨西哥民族经济作为排斥和吞噬的对象。
外资抢占墨西哥市场的高峰年代，墨西哥财政年年亏空，政府只好大量举借外债弥补赤字，并把海关收入交给外国银行，作为借债的担保。1910年外债总额达8.2亿比索，在墨西哥的外国银行达到32家，它们监督着墨西哥的国库收入。
迪亚斯对外国资本家不但表现“慷慨”，而且十分忠顺。一旦工厂、矿山、种植园发生罢工，就迅速派出军警加以镇压，墨西哥变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攫取财富的理想场所。在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里，去做工的墨西哥人受到百般歧视和刁难，他们只能被作为不熟练的工人使用，干最繁重和报酬最低的工作，技术工作和轻便的工作都由外国人统揽。为此，有人心酸地把迪亚斯卖国时代的墨西哥比作是“外国人的亲娘，墨西哥人的后母。”
为了对付农民的反抗，迪亚斯下令招安土匪，收罗流氓、打手，组成“乡村骑巡队”，监视农民的行动，维护所谓的地方治安。骑巡队走村串户，昼夜轮番出动，对涉嫌反对政府的人实行暗杀、逮捕、拘禁、拷打。对于结队夺地的农民顾不上逐个拷打，就将他们集中起来埋入齐颈深的土里，然后乡警们骑着马在被害者头上践踏，把他们活活踩死。后来，乡村骑巡队又制定了残害群众的“脱逃去”，他们杀人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只要给被捕者强加上企图逃脱的罪名，就可处以死刑，有时先将被捕者处死，然后再加上一个“脱逃”的罪名。
农村充满着白色恐怖，城市也被置于高压政策的淫威之下。工人活动遭到重重限制，除行业互助会外，任何工人组织都不允许存在。地方当局还经常和外国资本家一起采取对付工人的政治行动。政府对文化教育界也严加管束，严格书报检查制度，谁要在报刊上发表与政府意见不同的言论，轻者坐牢，重者杀头。新闻记者菲洛梅诺；马塔因批评迪亚斯政权，被捕人狱达34次之多。入狱者在刑逼中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终身致残，有的被逼成精神病，迪亚斯的暴虐使整个知识界噤若寒蝉。
迪亚斯的专横统治，只是在表面上维持了一种虚假的社会安宁，而在其背后正迅速酝酿着一场全国性的反抗怒潮，**独裁政权阳寿已尽，行将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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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军事独裁政权统治下的墨西哥社会险象环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异常。农民夺地、工人罢工、民族资产阶级反抗接踵而至，猛烈激荡着墨西哥**制度的积水深潭，从而打破了19世纪中期胡亚雷斯改革运动夭折以后漫长的历史沉寂，墨西哥社会出现了沸腾的政治生活。民族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群众痛恨**政权的政治情绪，抓住有利时机，走城串乡，周游各地，发表鼓动性演说，散发**的宣传品，大造革命舆论。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骤起，即将席卷墨西哥大地。1910年的总统大选终于引来了这场风暴的降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这场革命是继独立战争和革新运动之后一次更深刻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革命以它巨大的变革力推动了墨西哥社会民主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使这个衰败潦倒的国家逐渐告别了动乱与贫穷，30年代以其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走在拉美诸国之前，使世人刮目相看。
卖国总统上台
墨西哥是一个多灾多难之国。15世纪末，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西方殖民强盗打破了墨西哥社会的宁静生活。此后，持续遭受西班牙整整3个世纪的掠夺和。经过1810―1821年的独立战争，才最终挣脱宗主国的殖民锁链。然而，独立运动并没有使墨西哥走出漫漫黑夜，国家疮痍满目，生产力下降，殖民统治留下的后遗症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沉疴，继续折磨着这个国家。经济上，封建大地产制被保留下来，转到土生白人军官和官吏手中，且土地的兼并有增无减，大地主从1810年的4944个递增到1854年的6092个，全国4/5的人口在赤贫中挣扎。政治上，考迪罗把持着国家政权，与封建教会上层和世俗大地主沆瀣一气，结成三位一体的“神圣同盟”。在反动政权的庇护下，地主、教会广占田产，不劳而获，并允许他们另设法庭，残害无辜百姓。军阀集团贪污中饱，监守自盗，争权夺利，连年混战。政府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更迭，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1824―1848年共发生250多次政变。长年的政局动荡，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宪法、议会、选举都成了**独裁制度的装饰品。
政治的混乱，经济的凋敝，导致国力的衰弱和防务空虚。美国于1835―1848年先后武力强占墨西哥半壁河山，总面积达944825平方英里。
面对内压外辱，英雄的人民从未停止过斗争。1856年贝尼托；胡亚雷斯领导的革新运动有力地痛击了教权势力，平息了军阀割据，粉碎了法国的武装干涉，使墨西哥获得了一线生机，可是，好景不长，1872年7月胡亚雷斯猝然病逝后，革新运动的成果化为“一江春水”。随着民族的灾星波菲利奥；迪亚斯的上台，墨西哥重新被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迪亚斯原是胡亚雷斯手下的一名将军，战争中因从事土地投机而大发横财，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暴发户。1872年他阴谋夺权，发动叛乱被镇压。1876年他利用雷多总统强行连任总统、统治集团发生内讧之机，发布所谓起义纲领《土斯特庇克计划》，反对共和国总统连选连任，骗取了一部分人的支持，并收买一大批党徒，于同年11月再次发动政变，攫取了临时总统的高位。1877年5月，他威逼国会正式选举他为总统。此后，他出尔反尔，一再连任总统，先后达30年之久。
迪亚斯善于玩弄权术，他一上台就设法转移军人争夺政权的视线，采用经济补偿方式，解除一批对他有威胁的高级军官的兵权，然后将他们发配各州，使军官和地方行政官在相互争斗中抵消力量。对于各种政治势力，迪亚斯也严加防范，蓄意从中挑拨离间，引起他们相互倾轧，然后由他充当仲裁人，使斗争各方都依恃于他，从中坐收渔人之利。迪亚斯还善于扯谎，上台之初，他利用民众心理，宣布恪守宪法，许诺扩大政治民主自由，把土地还给农民，因而赢得大多数民众的好感。然而，当他统治基础稳固，第二次连任时，便开始实行独裁统治。他给一切效忠他的人以“面包”，给一切反对者以“棍棒”，凡是落在他手中的的反对者，统统被置于死地。1857年宪法成为一纸空文，集会、结社受到严格禁止，任何群众组织都被视为非法，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会招来横祸，高压统治使迪亚斯愈加昏庸，除军权以外，一切政务完全由卡梅利塔为首的一批御用官员代劳，他平时深居简出，谁要想见他一面，必须首先付给卡梅利塔3000比索现金。
独裁政权忠实代表着大地主、教会上层和高级军官的利益。1883年12月，迪亚斯操纵冈萨雷斯颁布《垦荒法》，成立土地测量公司，在全国普查荒地，公司将从所测
到的荒地中提取1/3作为报酬。测量公司的成员和顾问由迪亚斯的亲信和外国资本家担任。他们和地方豪绅相互勾结，随心所欲地规定，印度安人的地产凡拿不出合乎法律手续的证件，一律作为荒地予以没收。到1889年共测出“荒地”3224万公顷，测量公司从中获得1100万公顷土地作为报酬。其余土地一部分以低价出售，被富有者买去，一部分无偿赐给忠于政府“有功”的地主、将军、政客和外国资本家。1894年3月，政府颁布《开拓法》，规定对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量不加限制，使得土地兼并的规定越来越大。“土地测量公司”的成员路易斯；特拉萨斯占有近700万公顷的土地，占地100万公顷以上的大地主不胜枚举。占全国人口1%的地主拥有全国85%的土地。此外，到1910年，外国资本家共占有墨西哥2570多万公顷的土地。大地产占有者把土地交给雇用的管事人经营，他们则住在墨西哥都城或外国大城市，过着狂饮滥赌，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广大农村则啼饥号寒，饿殍遍野，1910年全国95.6%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地的广大农民中，许多人沦为大庄园主的债役农。1910年在全国1500万农民中债役农占353万，包括其家属在内共1000万人。马克思指出：“由于债务要以劳役偿还，而且要世代相传，所以不仅劳动者个人，而且连他的家族实际上都成为别人及其家族的财产。”债役农被当作牲畜使用，白天在工头的皮鞭下干活，晚上被关禁起来，吃的是玉米饼、大豆和臭鱼。一天繁重的劳动，只能从主人那里领到半个比索的工钱。稍有一星半点不满，就要受到工头的毒打或庄园法庭的审判。
迪亚斯统治时期，在革新运动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封建教会再度得势。政府取消了对教会的限制法令，发还过去被没收的教产，恢复了被剥夺的特权。教会重新广占寺田，聚敛财富，垄断教育，对广大城乡实行精神统治。一批新的寺院和修道院设立起来，僧侣人数比19世纪中期猛增10倍，其中还有一些西、法、意等国的外籍教士。大主教拉拔斯提为此感激涕零，把教职的委任权授予迪亚斯，并要求僧侣宣誓效忠于独裁政府。
迪亚斯出身行伍，不懂理财，他依靠一批被称为“科学家派”的御用文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这些人在理论上夸夸其谈，而对于墨西哥的实际情况却毫无了解。他们断言墨西哥没有发展民族经济的能力，只有借助外国资本的阳光雨露，民族经济才能发展。迪亚斯依据这种理论，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为外国资本进入墨西哥敞开门户，允许外国资本家在墨西哥开采矿山、石油、兴办工厂，修筑铁路，经营棉花、咖啡、烟草、橡胶、龙舌兰等种植园。给予建造铁路、车站、储藏设备的外国资本家以补偿和津贴。1887年，政府规定开采煤、石油、水银、天然气和其他矿产，除征收少量印花税外，一律免收国家税和地方税。大量属于国家正常收入的财富，变成外国资本家的额外之财流进了他们的囊袋，从而吸引了美、英、法、德、意、西等国的资本竞相涌入，1910年外国投资总额近14亿美元，其中尤为美国资本为最，1910年美国输往墨西哥的资本达到10亿多美元，而墨西哥本国的投资还不到8亿美元。据1911年统计，当时墨西哥铁路，石油投资的80%，矿业投资的79%，都控制在美国资本家手中。墨西哥对外贸易的3/4是同美国进行的。迪亚斯的卖国政策博得美国资本家的齐声叫好，他们开心地说：“迪亚斯虽是棕色的皮肤，印第安人的血统，但却有一个白人的灵魂。”
迪亚斯统治时期，墨西哥没有办起一家属于民族资本的重工业企业。革命前，墨西哥共有48家大企业，其中18家为外国资本家所有，25家企业有外资的部分“产权”。
据墨西哥政府1910年估计，1886年以来全国的投资数为30亿比索，其中墨西哥本国的投资为66400万比索，仅占总投资的1／5，这表明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人所控制。盛产石油的墨西哥竟然要从美国购买石油，价格比美国国内高出10倍。事实证明，“科学家派”的主张是放弃国家主权，仰仗外资鼻息的投降主义政策。外国资本不但没有赐给阳光雨露，反而把墨西哥民族经济作为排斥和吞噬的对象。
外资抢占墨西哥市场的高峰年代，墨西哥财政年年亏空，政府只好大量举借外债弥补赤字，并把海关收入交给外国银行，作为借债的担保。1910年外债总额达8.2亿比索，在墨西哥的外国银行达到32家，它们监督着墨西哥的国库收入。
迪亚斯对外国资本家不但表现“慷慨”，而且十分忠顺。一旦工厂、矿山、种植园发生罢工，就迅速派出军警加以镇压，墨西哥变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攫取财富的理想场所。在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里，去做工的墨西哥人受到百般歧视和刁难，他们只能被作为不熟练的工人使用，干最繁重和报酬最低的工作，技术工作和轻便的工作都由外国人统揽。为此，有人心酸地把迪亚斯卖国时代的墨西哥比作是“外国人的亲娘，墨西哥人的后母。”
为了对付农民的反抗，迪亚斯下令招安土匪，收罗流氓、打手，组成“乡村骑巡队”，监视农民的行动，维护所谓的地方治安。骑巡队走村串户，昼夜轮番出动，对涉嫌反对政府的人实行暗杀、逮捕、拘禁、拷打。对于结队夺地的农民顾不上逐个拷打，就将他们集中起来埋入齐颈深的土里，然后乡警们骑着马在被害者头上践踏，把他们活活踩死。后来，乡村骑巡队又制定了残害群众的“脱逃去”，他们杀人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只要给被捕者强加上企图逃脱的罪名，就可处以死刑，有时先将被捕者处死，然后再加上一个“脱逃”的罪名。
农村充满着白色恐怖，城市也被置于高压政策的淫威之下。工人活动遭到重重限制，除行业互助会外，任何工人组织都不允许存在。地方当局还经常和外国资本家一起采取对付工人的政治行动。政府对文化教育界也严加管束，严格书报检查制度，谁要在报刊上发表与政府意见不同的言论，轻者坐牢，重者杀头。新闻记者菲洛梅诺；马塔因批评迪亚斯政权，被捕人狱达34次之多。入狱者在刑逼中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终身致残，有的被逼成精神病，迪亚斯的暴虐使整个知识界噤若寒蝉。
迪亚斯的专横统治，只是在表面上维持了一种虚假的社会安宁，而在其背后正迅速酝酿着一场全国性的反抗怒潮，**独裁政权阳寿已尽，行将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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