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九、高天滚滚寒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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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月08日~
,nb;清末铁路收归国有行动及随后的保路运动,其实与今天的拆迁和反拆迁,在表现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就像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拆迁一样,也不是所有人都反对“铁路国有”。
清政府出台铁路国有政策之后,像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份,纷纷表示支持,甚至消政府尽快宣布本省铁路国有。而在四川、湖南、湖北与广东的士绅中,反对国有的势力则较为强大♀四省里,湖南、湖北与广东反对国有声浪的又相对温和一些,反对最激烈的是四川士绅。
各省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其说是各省的爱国程度有高低,倒不如说是各省在考虑自身利益上各有打算。像滇、黔、桂这些边远省份,自己没有力量修铁路,即便修筑铁路,也难短时间内收回成本;但铁路确实能够拉动经济发展,所以他们消铁路国有,由国家负责铁路的修建和运营。而湘、粤、蜀这些地方人口密集、地势平坦,修建铁路比较容易,盈利也快,早期已经修建了部分线路,自然不消国家再插手。
第二,你以为反对拆迁的人是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不,反对的原因只是价格没谈拢!
清政府要实现铁路国有,就必须从商办铁路公司手中赎回原属商办公司股民的股票。说句很客观的话,清政府开出的价格非常公道!这也是其他省份反对比较温和的原因。可为什么四川士绅反对那么激烈呢?是四川人比较血性,还是政府对四川太苛刻?
四川商办铁路公司为了修建省内铁路,前后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其中大约700万两,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不用说。而另外的700万两里,则有一半被该公司的经理施典章挪用。来投机橡胶股票,结果血本无归〓府在清算股本时。当然认为自己对亏空的300多万两没有必要负任何责任。
这300多万两银子n四川士绅的棺材本儿,不可能看着它打水漂。可道理在朝廷那边:这钱是之前被挪用亏空的,与朝廷何干?盛宣怀明确指出,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看朝廷不认账。四川士绅也毛了:既然不赔这300多万两银子,那铁路路权你们别想收走!等我们赚够本儿再说吧!朝廷如今正锐意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怎么可能允许四川搞特殊化?四川士绅也正是捏准朝廷这个脉门。所以才漫天要价※执就出现在这里。
第三、在拆迁过程中钉子户就那么一两家。其他人趁机起哄,其实是想混水摸鱼。
就像今天能够中标修建高速公路的,那都是有权、有钱、有背景的人″末能凑钱修铁路的,会是普通人么?四川那些有家底、有地位的士绅,看朝廷准备让自己大出血,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和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把铁路问题“道德化”,即有目的的把朝廷“铁路国有”政策歪曲成“出卖全国铁路主权”。把“商办”简单地视为“爱国”,与他们观念相左的“铁路国有派”当成“卖国”的邪恶势力来加以抨击。利用传统的“两分法”道德判断,与民族主义的激情相互渗透,鼓动热血青年学生与中下层士绅起来抗议。
热血青年学生、中下层士绅并不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也无法获知具体的分歧内容,——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即便知道真相,也会认为是朝廷的粉饰之词。——在“反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主权”、“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等冠冕堂皇的爱国主义口号鼓动下,简单而单纯的人们很快被行动起来,发表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等一系列讨伐檄文。
据说,当年四川保路运动集会,激进派核心人物罗纶上台之后,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很有鼓动力,很有共产风,对不对?
湘、粤、鄂等各省见四川人在闹,自然欢欣鼓舞:闹得好,朝廷加码,大家跟着占便宜;闹得不好,死道友不死贫道。所以有人暗地里推波助澜,有人明面上摇旗呐喊。混杂着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计与爱国主义的民众激情,保路运动在各种势力的联合作用下,很快响彻大江南北,声势浩大。随着事件的发展,保路运动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经济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具有鼓动性的内容。但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地方主义也加入了其中。
中国疆域是如此广袤,每当中央控制力下降之时,就会成为野心家占地为王称孤道寡的温床,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隋末十八路反王、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不胜枚举″末也不例外。
慈禧、光绪在庚子国变时逃到西安,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就整出了个“东南互保”″廷准备预备立宪,南方各省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谘议局,准备地方自治″政府任何中央集权的举动,都会在地方谘议局与报刊上遭受猛烈抨击与抵制,包括眼下的铁路国有政策,也包括清廷一直以来的集权行为。
在此之前,主张自治的士绅是不敢诋毁中央政府的,那简直是自寻死路。但铁路国有运动开始后,他们发现朝廷控制力真的在下降、容忍力真的在变强,便和如今的公知一样,开始肆无忌惮起来。他们攻击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新组建的“皇族内阁”。
从宣统二年(1910)起,各省立宪派连续发起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清廷缩短预备期限,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廷终于顶不住压力,在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即在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前一天,宣布废除军机处,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内阁共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
总理大臣奕劻(皇族)
协理大臣那桐(满)
协理大臣徐世昌(汉)
外务大臣梁敦彦(汉)
民政大臣溥颋(皇族)
度支大臣载泽(皇族)
学务大臣孙元起(汉)
陆军大臣荫昌(满)
海军大臣载洵(皇族)
司法大臣绍昌(宗室)
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
邮传大臣盛宣怀(汉)
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在这代表国家权力最高峰的13人里,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5人,宗室还有2人。很明显,这是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史称“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满清政府搞出这个“皇族内阁”自然混蛋透顶,完全是取死之道。但你要真的以为是“皇族内阁”惹火了地方势力,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今虽然马教主很不受待见,可他有一句话却金光熠熠、牛逼闪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清政府推出责任内阁之前,军机处五大臣中,皇族占三人,汉人只有徐世昌一人,他们怎么没闹?一院十二部共计十五位部院大臣(外务部有总理大臣、会办大臣、会办大臣兼尚书三位大臣)中,皇族占五人,宗师占两人,汉族只有邹嘉来、李殿林、唐景崇、盛宣怀、张英麟五人,他们怎么没闹?
内阁人员名单公布之后,并不是像历史书上写的那样“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立即“引起了地方军阀、官员和立宪派的普遍不满”实的史实是,地方对内阁组成的反弹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出现,那时候正好保路运动开始兴起。地方主义的立宪派马上跳出来,以咨议局联合会名义请督察院代奏,认为“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
摄政王载沣好不容易才把朝廷上层的汉人官僚清洗干净,怎么可能因为立宪派的几句话,便前功尽弃呢?所以,清廷断然拒绝了地方立宪派的要求。
在皇族内阁名单公布的40天后,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表了《宣告全国书》,认为“新内阁如此,吾人民之消绝矣”。此刻,谘议局人士和各地保路士绅相互沟通交流,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
看,一切都是体制的错!
从此,江南各地士绅正式走向了朝廷的对立面,或明或暗地支持保路运动,对于革命党也保持宽纵的态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北京的中央政府灰头土脸。
然后,他们的梦想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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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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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像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拆迁一样,也不是所有人都反对“铁路国有”。
清政府出台铁路国有政策之后,像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份,纷纷表示支持,甚至消政府尽快宣布本省铁路国有。而在四川、湖南、湖北与广东的士绅中,反对国有的势力则较为强大♀四省里,湖南、湖北与广东反对国有声浪的又相对温和一些,反对最激烈的是四川士绅。
各省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其说是各省的爱国程度有高低,倒不如说是各省在考虑自身利益上各有打算。像滇、黔、桂这些边远省份,自己没有力量修铁路,即便修筑铁路,也难短时间内收回成本;但铁路确实能够拉动经济发展,所以他们消铁路国有,由国家负责铁路的修建和运营。而湘、粤、蜀这些地方人口密集、地势平坦,修建铁路比较容易,盈利也快,早期已经修建了部分线路,自然不消国家再插手。
第二,你以为反对拆迁的人是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不,反对的原因只是价格没谈拢!
清政府要实现铁路国有,就必须从商办铁路公司手中赎回原属商办公司股民的股票。说句很客观的话,清政府开出的价格非常公道!这也是其他省份反对比较温和的原因。可为什么四川士绅反对那么激烈呢?是四川人比较血性,还是政府对四川太苛刻?
四川商办铁路公司为了修建省内铁路,前后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其中大约700万两,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不用说。而另外的700万两里,则有一半被该公司的经理施典章挪用。来投机橡胶股票,结果血本无归〓府在清算股本时。当然认为自己对亏空的300多万两没有必要负任何责任。
这300多万两银子n四川士绅的棺材本儿,不可能看着它打水漂。可道理在朝廷那边:这钱是之前被挪用亏空的,与朝廷何干?盛宣怀明确指出,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看朝廷不认账。四川士绅也毛了:既然不赔这300多万两银子,那铁路路权你们别想收走!等我们赚够本儿再说吧!朝廷如今正锐意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怎么可能允许四川搞特殊化?四川士绅也正是捏准朝廷这个脉门。所以才漫天要价※执就出现在这里。
第三、在拆迁过程中钉子户就那么一两家。其他人趁机起哄,其实是想混水摸鱼。
就像今天能够中标修建高速公路的,那都是有权、有钱、有背景的人″末能凑钱修铁路的,会是普通人么?四川那些有家底、有地位的士绅,看朝廷准备让自己大出血,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和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把铁路问题“道德化”,即有目的的把朝廷“铁路国有”政策歪曲成“出卖全国铁路主权”。把“商办”简单地视为“爱国”,与他们观念相左的“铁路国有派”当成“卖国”的邪恶势力来加以抨击。利用传统的“两分法”道德判断,与民族主义的激情相互渗透,鼓动热血青年学生与中下层士绅起来抗议。
热血青年学生、中下层士绅并不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也无法获知具体的分歧内容,——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即便知道真相,也会认为是朝廷的粉饰之词。——在“反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主权”、“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等冠冕堂皇的爱国主义口号鼓动下,简单而单纯的人们很快被行动起来,发表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等一系列讨伐檄文。
据说,当年四川保路运动集会,激进派核心人物罗纶上台之后,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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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粤、鄂等各省见四川人在闹,自然欢欣鼓舞:闹得好,朝廷加码,大家跟着占便宜;闹得不好,死道友不死贫道。所以有人暗地里推波助澜,有人明面上摇旗呐喊。混杂着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计与爱国主义的民众激情,保路运动在各种势力的联合作用下,很快响彻大江南北,声势浩大。随着事件的发展,保路运动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经济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具有鼓动性的内容。但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地方主义也加入了其中。
中国疆域是如此广袤,每当中央控制力下降之时,就会成为野心家占地为王称孤道寡的温床,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隋末十八路反王、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不胜枚举″末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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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主张自治的士绅是不敢诋毁中央政府的,那简直是自寻死路。但铁路国有运动开始后,他们发现朝廷控制力真的在下降、容忍力真的在变强,便和如今的公知一样,开始肆无忌惮起来。他们攻击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新组建的“皇族内阁”。
从宣统二年(1910)起,各省立宪派连续发起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清廷缩短预备期限,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廷终于顶不住压力,在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即在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前一天,宣布废除军机处,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内阁共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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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代表国家权力最高峰的13人里,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5人,宗室还有2人。很明显,这是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史称“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满清政府搞出这个“皇族内阁”自然混蛋透顶,完全是取死之道。但你要真的以为是“皇族内阁”惹火了地方势力,那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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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人员名单公布之后,并不是像历史书上写的那样“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立即“引起了地方军阀、官员和立宪派的普遍不满”实的史实是,地方对内阁组成的反弹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出现,那时候正好保路运动开始兴起。地方主义的立宪派马上跳出来,以咨议局联合会名义请督察院代奏,认为“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
摄政王载沣好不容易才把朝廷上层的汉人官僚清洗干净,怎么可能因为立宪派的几句话,便前功尽弃呢?所以,清廷断然拒绝了地方立宪派的要求。
在皇族内阁名单公布的40天后,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表了《宣告全国书》,认为“新内阁如此,吾人民之消绝矣”。此刻,谘议局人士和各地保路士绅相互沟通交流,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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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江南各地士绅正式走向了朝廷的对立面,或明或暗地支持保路运动,对于革命党也保持宽纵的态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北京的中央政府灰头土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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