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8章 闹起了学潮 求保底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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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经曰过：己所不欲勿施为人。而大明朱皇帝朱济世现在的所为就是和圣人之言相悖，他现在是己所不欲全施与人！比如将儒家理学这种好东西输出给东南亚各族人民而自己却在中国拿儒家士大夫的花岗岩脑袋开刀。
而这样的行为，当然会遭到一部分有正义感的儒家士大夫的反对！这一点朱济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当俄罗斯帝国在东亚的扩张被日本武士的神风自杀船打败之后，大明国内的注意力终于转回到了科举改革这件关系到千千万万人仕途的大事上面来了——相比之下讨伐安南不臣之国根本就是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而且现在大明的儒生士大夫和明末的士子还是不一样的，不是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谁也不会去踩皇帝老子的尾巴。
就在朱大皇帝准备以迎娶琉球女王的名义前往日本时，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就忽然揭开序幕了。
这场风波开始的地方是四川，导火索是四川科举考试。四川是和江南差不多时候落入朱明手中的，但是大明朝廷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暇顾及四川的事情，并没有在四川推行“秀才为官，官衙下乡”的政改，而是沿用了官府——衙役——士绅——民众的管理模式，也没有在四川开科取士。直到1850年上半年才开始筹备四川全省科举。
有科举可考对读书人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为科举和教育改革的实行，这一次四川科举所考核的内容已经不限于《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还加入了算学、西学、兵学等内容。而且还在科举考试之前在《大公报》、《大明时报》的四川版上面，还有四川各府学、县学的大门口新树立的告示牌上公布了科举改革内容。又推出了一批内容简单扼要的西学、算学、大明律法和兵学书籍给参加准备参加考试的儒生当做复兴材料。但还是遭到了四川儒生们的强烈反弹——和两江、两广、闽浙和湘湖相比，这个时代的四川更加封闭，四川籍儒生士大夫的头脑也更为保守。而且因而对新学的反对声也远远超过两江、两广、闽浙和湘湖。
不过这些四川读书人虽然反对新学，但是却很快学会了用报纸进行斗争的路子。而且还创造性的发明了贴“大字报”的方式！几乎每个县城的城门口都贴满了出自当地士林领袖之手的“大字报”，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攻击新学的。
紧接着，又有四川士林领袖在全国性的旧派报纸《学报》四川版上刊登文章，号召全川士子罢考。还要组织四川士子去应天府向朱皇帝请愿，要去尊孔崇儒，停止以西学乱中华之举。
变乱很快就蔓延出了四川，下一步同样要举行科举考试的贵州、广西还有还在军管下的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闻风而动。串联起来或上书官府，或聚众抗议。甚至连思想比较开化的湖北、安徽两省都发生了部分儒生冲击新式学校的事件。湖北巡抚常大淳还上奏朱济世，请求暂缓开办湖北官学堂和武昌济世书院。而在四川督军的韩四则密折上奏，请求出兵平乱，逮捕带头闹事的儒生，还要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这次的“守旧势力”的反扑虽然早就在朱济世的预料当中，但还是让他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这次四川的乱子究其根本还是皇上改革科举的步子太猛了，天底下的读书人一时接受不了。如今天下还没有一统，国外又有强敌环伺。国内还是应该以求稳为上。”
谨身殿内，首席大学士骆秉章侃侃而谈。骆秉章的思想也算是开明的，但是身为传统儒家教育出身的精英，对西学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只是碍于朱济世的威权而不得不推动科举改革，现在遇到阻力自然就想到退让了。
丞相左宗棠却不以为然。出声反对：“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要来何用？如今朝廷行的是‘士人治国’而非‘士人治吏’。若不通实学，只知八股是做不了事情的。两江、湖广、闽浙和广东的官员都是用八股文章考出来的，有几个能做事？连本乡本土的事情都管不好，将来还能有大用？”
他倒不是支持西学，而是身为宰辅最需要的就是一支得力的公务员队伍。如果不考一些经世致用之学，选拔出来的官员只会做八股文，不会做事情。他这个当朝首辅怎么做得下去？
右丞相郑洪刚从日本回来，对日本中下级武士的能力极为欣赏，因而就拿日本的所见所闻举例支持左宗棠。在他看来，不少日本武士的儒学水平并不比中国儒生差多少，但是他们的办事能力要强太多了，还能文能武。关键时刻可以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所以中国的儒学教育应该从日本的武士教育中吸取经验，重视实学。
骆秉章却恼道：“王爷，现在的问题是四川士子罢考，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不稳，连湖北、安徽都被波及到了。如果不退一步，只怕地方政局都要乱起来！”
鸿儒院大学士潘曾绶也附和道：“不如且退一步，待到西北平定之后再许图改革吧。眼下西北形势相当不稳，听说太平天国的新任恭顺王奕詝已经率部离开兰州，有背叛太平天国重建满清的苗头。蒙古方面的形势也不大稳定，渤海公奕欣对咱们往渤海地面上殖民的做法也颇为不满……眼看西北、蒙古、东北都会有变乱，如果国中的士子再闹事情，国家危矣！”
身兼殖民地部尚书的郑洪显然也知道渤海国方面的抗议，摇头苦笑着。
刚刚当选立宪议会议长的刘鹏嗯咳一声道：“四川士子无非就是罢考，其实秀才为官、官衙下乡的事情对谁有利？还不是四川士子自己！他们不考，咱们就从外地调些府县官过去，继续用吏员治民就是了。儒斋先生，你说呢？”
现在保皇会已经纠集起了一批政客议员，在立宪议会和八省公局中的势力远大于正道会。而立宪议会的议员们并不是后世那种议会民主国家的议员，现在的大明还没有议会斗争的土壤，这些议员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表达皇帝意见的喉舌而已——说起来朱济世为大明立宪议会所设计的“纳税等于代表权”的制度也是有挺大后门的。根据财政部的预计，大明帝国各省（兰芳算在广东省账上）当中，税收最高的就是广东省、南直隶省（含应天府），包括海关关税和盐税在内，光复3年两省预计的税收分别高达4600万元（其中兰芳大公国就有1200万）和3000万元，占到南方八省总税收的50%以上。
所以朱济世只要把持住这两个省的公局，就能控制住立宪议会的话语权，而这两省的公局又是以广州府、兰芳大公国、应天府、松江府等三府一国的公局为尊。因而大明立宪议会的控制权，其实就是由这三府一国所把持的，而这三府一国的经济命脉又被朱济世所控制！
现在刘鹏这个“民意代表”说话，众人自然沉默以对，所有目光都投向御座之上的大明天子了。
朱济世沉着声缓缓地道：“骆卿、潘卿，尔二人去四川一趟，听听士子们的意见。如果他们觉得变动太猛可以科举时间还可以再推迟一年。如果他们还不愿意考科举就不考吧！科举不考，四川的公局选举也不必进行，用军政治理就是了！另外，传朕旨意，凡是三族当中有欠税未交者不得担任文职官员，不得参加科举，不得参选公局和立宪议员！”
孔子曾经曰过：己所不欲勿施为人。而大明朱皇帝朱济世现在的所为就是和圣人之言相悖，他现在是己所不欲全施与人！比如将儒家理学这种好东西输出给东南亚各族人民而自己却在中国拿儒家士大夫的花岗岩脑袋开刀。
而这样的行为，当然会遭到一部分有正义感的儒家士大夫的反对！这一点朱济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当俄罗斯帝国在东亚的扩张被日本武士的神风自杀船打败之后，大明国内的注意力终于转回到了科举改革这件关系到千千万万人仕途的大事上面来了——相比之下讨伐安南不臣之国根本就是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而且现在大明的儒生士大夫和明末的士子还是不一样的，不是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谁也不会去踩皇帝老子的尾巴。
就在朱大皇帝准备以迎娶琉球女王的名义前往日本时，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就忽然揭开序幕了。
这场风波开始的地方是四川，导火索是四川科举考试。四川是和江南差不多时候落入朱明手中的，但是大明朝廷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暇顾及四川的事情，并没有在四川推行“秀才为官，官衙下乡”的政改，而是沿用了官府——衙役——士绅——民众的管理模式，也没有在四川开科取士。直到1850年上半年才开始筹备四川全省科举。
有科举可考对读书人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为科举和教育改革的实行，这一次四川科举所考核的内容已经不限于《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还加入了算学、西学、兵学等内容。而且还在科举考试之前在《大公报》、《大明时报》的四川版上面，还有四川各府学、县学的大门口新树立的告示牌上公布了科举改革内容。又推出了一批内容简单扼要的西学、算学、大明律法和兵学书籍给参加准备参加考试的儒生当做复兴材料。但还是遭到了四川儒生们的强烈反弹——和两江、两广、闽浙和湘湖相比，这个时代的四川更加封闭，四川籍儒生士大夫的头脑也更为保守。而且因而对新学的反对声也远远超过两江、两广、闽浙和湘湖。
不过这些四川读书人虽然反对新学，但是却很快学会了用报纸进行斗争的路子。而且还创造性的发明了贴“大字报”的方式！几乎每个县城的城门口都贴满了出自当地士林领袖之手的“大字报”，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攻击新学的。
紧接着，又有四川士林领袖在全国性的旧派报纸《学报》四川版上刊登文章，号召全川士子罢考。还要组织四川士子去应天府向朱皇帝请愿，要去尊孔崇儒，停止以西学乱中华之举。
变乱很快就蔓延出了四川，下一步同样要举行科举考试的贵州、广西还有还在军管下的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闻风而动。串联起来或上书官府，或聚众抗议。甚至连思想比较开化的湖北、安徽两省都发生了部分儒生冲击新式学校的事件。湖北巡抚常大淳还上奏朱济世，请求暂缓开办湖北官学堂和武昌济世书院。而在四川督军的韩四则密折上奏，请求出兵平乱，逮捕带头闹事的儒生，还要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这次的“守旧势力”的反扑虽然早就在朱济世的预料当中，但还是让他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这次四川的乱子究其根本还是皇上改革科举的步子太猛了，天底下的读书人一时接受不了。如今天下还没有一统，国外又有强敌环伺。国内还是应该以求稳为上。”
谨身殿内，首席大学士骆秉章侃侃而谈。骆秉章的思想也算是开明的，但是身为传统儒家教育出身的精英，对西学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只是碍于朱济世的威权而不得不推动科举改革，现在遇到阻力自然就想到退让了。
丞相左宗棠却不以为然。出声反对：“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要来何用？如今朝廷行的是‘士人治国’而非‘士人治吏’。若不通实学，只知八股是做不了事情的。两江、湖广、闽浙和广东的官员都是用八股文章考出来的，有几个能做事？连本乡本土的事情都管不好，将来还能有大用？”
他倒不是支持西学，而是身为宰辅最需要的就是一支得力的公务员队伍。如果不考一些经世致用之学，选拔出来的官员只会做八股文，不会做事情。他这个当朝首辅怎么做得下去？
右丞相郑洪刚从日本回来，对日本中下级武士的能力极为欣赏，因而就拿日本的所见所闻举例支持左宗棠。在他看来，不少日本武士的儒学水平并不比中国儒生差多少，但是他们的办事能力要强太多了，还能文能武。关键时刻可以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所以中国的儒学教育应该从日本的武士教育中吸取经验，重视实学。
骆秉章却恼道：“王爷，现在的问题是四川士子罢考，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不稳，连湖北、安徽都被波及到了。如果不退一步，只怕地方政局都要乱起来！”
鸿儒院大学士潘曾绶也附和道：“不如且退一步，待到西北平定之后再许图改革吧。眼下西北形势相当不稳，听说太平天国的新任恭顺王奕詝已经率部离开兰州，有背叛太平天国重建满清的苗头。蒙古方面的形势也不大稳定，渤海公奕欣对咱们往渤海地面上殖民的做法也颇为不满……眼看西北、蒙古、东北都会有变乱，如果国中的士子再闹事情，国家危矣！”
身兼殖民地部尚书的郑洪显然也知道渤海国方面的抗议，摇头苦笑着。
刚刚当选立宪议会议长的刘鹏嗯咳一声道：“四川士子无非就是罢考，其实秀才为官、官衙下乡的事情对谁有利？还不是四川士子自己！他们不考，咱们就从外地调些府县官过去，继续用吏员治民就是了。儒斋先生，你说呢？”
现在保皇会已经纠集起了一批政客议员，在立宪议会和八省公局中的势力远大于正道会。而立宪议会的议员们并不是后世那种议会民主国家的议员，现在的大明还没有议会斗争的土壤，这些议员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表达皇帝意见的喉舌而已——说起来朱济世为大明立宪议会所设计的“纳税等于代表权”的制度也是有挺大后门的。根据财政部的预计，大明帝国各省（兰芳算在广东省账上）当中，税收最高的就是广东省、南直隶省（含应天府），包括海关关税和盐税在内，光复3年两省预计的税收分别高达4600万元（其中兰芳大公国就有1200万）和3000万元，占到南方八省总税收的50%以上。
所以朱济世只要把持住这两个省的公局，就能控制住立宪议会的话语权，而这两省的公局又是以广州府、兰芳大公国、应天府、松江府等三府一国的公局为尊。因而大明立宪议会的控制权，其实就是由这三府一国所把持的，而这三府一国的经济命脉又被朱济世所控制！
现在刘鹏这个“民意代表”说话，众人自然沉默以对，所有目光都投向御座之上的大明天子了。
朱济世沉着声缓缓地道：“骆卿、潘卿，尔二人去四川一趟，听听士子们的意见。如果他们觉得变动太猛可以科举时间还可以再推迟一年。如果他们还不愿意考科举就不考吧！科举不考，四川的公局选举也不必进行，用军政治理就是了！另外，传朕旨意，凡是三族当中有欠税未交者不得担任文职官员，不得参加科举，不得参选公局和立宪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