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6章 八股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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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战事如火如荼,而在后方,围绕八股取士这个话题,学界也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论战。
顾炎武等人撰文狠狠批判八股取士之后,一些做了一辈子八股文章,在这方面自鸣得意的老儒也纷纷撰文,对顾炎武等人的观点进行猛烈反驳。
在年轻的读书人当中,支持八股取士和反对八股取士的也基本上各占一半,双方大打口水战。
反对的人形形色色,有象顾炎武那样,本身八股文章写得很好,但认为八股文章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比焚书坑儒危害还大,而坚决反对的;
也有些人纯粹是因为自己不擅长八股文章,感觉考八股文自己没有出仕的希望而加以反对的。
而支持八股取士的,基本都是那些八股文章做得比较好的人,还有一批利益群体不容忽视;
自洪武以八股取士以来,有一批人八股文章写得好,但运气不太好,屡考不中,而因为八股文章遵循固定的格式和套路,有迹可循,所以他们靠卖八股范文,就能维持生计。
对于这批人来说,取消八股取士,已经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涉及到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们也是反对取消八股取士最强烈的一批人。
这场口水战愈演愈烈,传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明朝近三百年,八股取士已经成为一种顽固的传统习惯,一朝要全面废除,自然要承受这种顽固习惯的强烈反扑。
一个多月下来,一场大论战没有任何消停的迹象,其激烈程度,涉及范围,已经不下于前方的大战了,正反双方甚至暴发了肢体冲突。
这促使秦牧不得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这已经是关系到后方稳定与否的大问题了。
与司马安、吕大器、喻大猷等要员榷商之后,秦牧就这场大论战下了一道诏书。
诏书大意是说事实不说不清,真理不论不明,欢迎学界就此事展开讨论。但讨论范围权限于学术方面,绝不容许借学术讨论进行人身攻击,更不允许借学术讨论之名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危及驱除鞑虏大业。双方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求同存异。
诏书中还声明。除了顾炎武的翰林院和新设立的国子监师生之外,大秦所有军政部门的官吏不得参与这场辩论,而要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立场,认真听取正反双方的理由和论据。
为了给大家充足的辩论时间,十月的恩科将向后推迟一个月,并着令顾炎武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设立论坛;
持不同意见者,可以自由登坛辩论,官方会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
并承诺只要不涉及到人身攻击,不拉帮结派结党伐异。官方绝对不以言语及罪。
秦牧这道诏书一下,顿时让天下的读书人都为之一震,不管支持的还是反对的,对秦牧都是赞不绝口。
特别是他禁止军政部门的官吏参与讨论。更被视作是公平公正的象征。
毕竟要一个普通人站在知府知州面前与之争辩,还真没有多少人有这个勇气,官员往往能利用其自身的权势,左右讨论的公正性。
这道诏书同时被读书人认为是开风气之先。更被看作是秦牧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体现。
甚至开始有人把秦牧与唐太宗相提并论。
因为两人有颇多相同之处,俩人都是前朝旧臣。都是起于乱世,都很年轻,唐太宗打天下时不到二十,即位时也不过二十来岁,和秦牧很相似,而且俩人都是文武双全,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又都有虚心纳谏的胸怀。
总之,你越作比较,越觉得相似。
事前秦牧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这道诏书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他只是想把这场辩论引上理性的道路,不使自家后院失火,以免影响前方战事。
他更没有没想到的是,这道诏书颁布后,原来那些躲避战乱,清居山野的大儒纷纷行动起来,或是撰文参与讨论,或是动身亲赴武昌,准备登坛辩论。
其中隐居的江西大儒艾南英、罗万藻,以及当初因不满吴学礼大军祸害江西,劝阻无效后愤然隐入庐山的江西巡抚郭都贤,竟不畏战火,结伴赶到安庆城下求见秦牧。
秦牧听说之后,急急迎过江去,极尽礼遇。
见面之时,三人甚为感动,郭都贤施以大礼,感慨地说道:“秦王日理万机,为我等几个老朽赶过江来,我等如何敢当,如何敢当啊!”
“三位是世之大贤,小王敬慕久矣,只是年来俗务缠身,未能亲往拜请,还望三位大贤莫怪,今日承蒙不弃,远来教诲,小王岂能不亲自恭迎。”秦牧一边还礼一边答话,态度极为谦逊。
郭都贤、艾南英、罗万藻三人万万没想到,年纪轻轻的秦牧,竟是如此虚怀若谷,心中不禁感慨万端。
艾南英与罗万藻是同乡,都是江西临川人,与章世纯、陈际泰一起被世人称为“江右四家”。他们都是写八股文的高手;
其中陈际泰更是世人公认的八股文大家,他将经史古籍融会贯通,自辟门径,借题发挥,驰聘才思,抒发己见,把八股文推向了极致。
然而他们对八股文所导致的文风衰弊,内容陈腐,科场制艺,形式僵化,却是深恶痛绝。
几人一直致力于八股改革,他们师从古文、戏曲大师汤显祖,认为只有取径唐、宋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他们遵依北宋古文精神,推崇欧阳修的学说;
江右四家的影响力很大,跟陈子龙、张溥、张采、夏允彝等人的“复社”、“几社”就文坛文风等问题展开论争,分庭抗礼。认为为文要表现“时”与“境”,要讲“义法”、“神气”、“雅洁”。
还大力排抵王世贞、李攀龙等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及其崇拜者“文必秦汉”的拟古说,反对以钟惺和谭元春为首的“竞陵派”因袭六朝俪彩、追求硬瘦艰涩、幽深孤峭的玄风。
正因为这些人在学术界地位崇高,秦牧才给予如此隆重的礼遇,他们就象是风向标,得到他们的拥护,就代表着会有大批读书人会来投诚。
秦牧在安庆城下的大营中设宴款待,与三人促膝倾谈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又安排船只,派兵护送艾南英与罗万藻往武昌,并亲自送出十里。
至于郭都贤,被秦牧直接留了下来,委以吏部右侍郎的重任。
此事很快传开,秦王礼贤下士的美名更是传得人尽之知,前来投奔的人更多了。
以前秦牧在武昌颁布秦王诏,宣布开恩科时,也有很多读书人来武昌投奔,但那时来投奔的多数是普通的读书人;
而现在随着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加上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革弊创新等一系列举措的出现,前来投奔的人中,开始有象艾南英、罗万藻这些在文人中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儒。
继郭都贤三人之后,惊喜更是不断涌现,最让秦牧意外且惊喜万分的无疑是路振飞的到来,而且还是从福建而来。
弘光政权瓦解之后,起初路振飞接受了隆武的官职,拜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但路振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后,却大失所望。
实际上不管隆武给他封多大的官,都只是个笑话,军政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郑家手里,隆武不过是郑家的一个傀儡,而他这个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更成了傀儡手下的小鬼。
而且接触久了,路振飞发现隆武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常说臣子们不改因循旧习,必至败亡。路振飞却认为隆武过于操切,难成中兴之业;
隆武有爱民之心,却未见爱民之政;所有的话都是停留在口头上,说得很好,但什么实事也没做成。
而且隆武喜怒轻发,不知节制,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见群臣庸碌而督责过于严厉,就连他这个吏部尚书也时常遭到诘难,却不知深究群臣无所作为的原因。
路振飞心中一直作着痛苦挣扎,后来又有听说郑芝龙竟派人联络洪承畴,有降清的苗头,而郑芝龙将洪承畴的家人供养于府上,不让隆武追问降清官员家属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有鉴于此,路振飞决定不再做郑家的小鬼,转而投到大势已成的秦国,加入驱除鞑虏的大业中来。
如果说艾南英等人的投奔,代表着学界对秦国的认同,那么路振飞的投奔,更是一种人心向背的最好例证,因为他是隆武朝的吏部尚书,是从福建赶来投奔的,意义非同寻常,这足以向世人证明,隆武已人心尽失,而秦国是万众归心。
秦牧得知路振飞到来之后,更是亲自迎出二十里,当即授予路振飞文渊阁大学士衔,与司马安等人一同入阁参议军机。
这是实打实的内阁大学士,不打半点折扣,更不象隆武朝那样有名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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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战事如火如荼,而在后方,围绕八股取士这个话题,学界也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论战。
顾炎武等人撰文狠狠批判八股取士之后,一些做了一辈子八股文章,在这方面自鸣得意的老儒也纷纷撰文,对顾炎武等人的观点进行猛烈反驳。
在年轻的读书人当中,支持八股取士和反对八股取士的也基本上各占一半,双方大打口水战。
反对的人形形色色,有象顾炎武那样,本身八股文章写得很好,但认为八股文章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比焚书坑儒危害还大,而坚决反对的;
也有些人纯粹是因为自己不擅长八股文章,感觉考八股文自己没有出仕的希望而加以反对的。
而支持八股取士的,基本都是那些八股文章做得比较好的人,还有一批利益群体不容忽视;
自洪武以八股取士以来,有一批人八股文章写得好,但运气不太好,屡考不中,而因为八股文章遵循固定的格式和套路,有迹可循,所以他们靠卖八股范文,就能维持生计。
对于这批人来说,取消八股取士,已经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涉及到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们也是反对取消八股取士最强烈的一批人。
这场口水战愈演愈烈,传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明朝近三百年,八股取士已经成为一种顽固的传统习惯,一朝要全面废除,自然要承受这种顽固习惯的强烈反扑。
一个多月下来,一场大论战没有任何消停的迹象,其激烈程度,涉及范围,已经不下于前方的大战了,正反双方甚至暴发了肢体冲突。
这促使秦牧不得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这已经是关系到后方稳定与否的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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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大意是说事实不说不清,真理不论不明,欢迎学界就此事展开讨论。但讨论范围权限于学术方面,绝不容许借学术讨论进行人身攻击,更不允许借学术讨论之名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危及驱除鞑虏大业。双方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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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这道诏书一下,顿时让天下的读书人都为之一震,不管支持的还是反对的,对秦牧都是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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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要一个普通人站在知府知州面前与之争辩,还真没有多少人有这个勇气,官员往往能利用其自身的权势,左右讨论的公正性。
这道诏书同时被读书人认为是开风气之先。更被看作是秦牧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体现。
甚至开始有人把秦牧与唐太宗相提并论。
因为两人有颇多相同之处,俩人都是前朝旧臣。都是起于乱世,都很年轻,唐太宗打天下时不到二十,即位时也不过二十来岁,和秦牧很相似,而且俩人都是文武双全,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又都有虚心纳谏的胸怀。
总之,你越作比较,越觉得相似。
事前秦牧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这道诏书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他只是想把这场辩论引上理性的道路,不使自家后院失火,以免影响前方战事。
他更没有没想到的是,这道诏书颁布后,原来那些躲避战乱,清居山野的大儒纷纷行动起来,或是撰文参与讨论,或是动身亲赴武昌,准备登坛辩论。
其中隐居的江西大儒艾南英、罗万藻,以及当初因不满吴学礼大军祸害江西,劝阻无效后愤然隐入庐山的江西巡抚郭都贤,竟不畏战火,结伴赶到安庆城下求见秦牧。
秦牧听说之后,急急迎过江去,极尽礼遇。
见面之时,三人甚为感动,郭都贤施以大礼,感慨地说道:“秦王日理万机,为我等几个老朽赶过江来,我等如何敢当,如何敢当啊!”
“三位是世之大贤,小王敬慕久矣,只是年来俗务缠身,未能亲往拜请,还望三位大贤莫怪,今日承蒙不弃,远来教诲,小王岂能不亲自恭迎。”秦牧一边还礼一边答话,态度极为谦逊。
郭都贤、艾南英、罗万藻三人万万没想到,年纪轻轻的秦牧,竟是如此虚怀若谷,心中不禁感慨万端。
艾南英与罗万藻是同乡,都是江西临川人,与章世纯、陈际泰一起被世人称为“江右四家”。他们都是写八股文的高手;
其中陈际泰更是世人公认的八股文大家,他将经史古籍融会贯通,自辟门径,借题发挥,驰聘才思,抒发己见,把八股文推向了极致。
然而他们对八股文所导致的文风衰弊,内容陈腐,科场制艺,形式僵化,却是深恶痛绝。
几人一直致力于八股改革,他们师从古文、戏曲大师汤显祖,认为只有取径唐、宋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他们遵依北宋古文精神,推崇欧阳修的学说;
江右四家的影响力很大,跟陈子龙、张溥、张采、夏允彝等人的“复社”、“几社”就文坛文风等问题展开论争,分庭抗礼。认为为文要表现“时”与“境”,要讲“义法”、“神气”、“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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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些人在学术界地位崇高,秦牧才给予如此隆重的礼遇,他们就象是风向标,得到他们的拥护,就代表着会有大批读书人会来投诚。
秦牧在安庆城下的大营中设宴款待,与三人促膝倾谈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又安排船只,派兵护送艾南英与罗万藻往武昌,并亲自送出十里。
至于郭都贤,被秦牧直接留了下来,委以吏部右侍郎的重任。
此事很快传开,秦王礼贤下士的美名更是传得人尽之知,前来投奔的人更多了。
以前秦牧在武昌颁布秦王诏,宣布开恩科时,也有很多读书人来武昌投奔,但那时来投奔的多数是普通的读书人;
而现在随着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加上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革弊创新等一系列举措的出现,前来投奔的人中,开始有象艾南英、罗万藻这些在文人中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儒。
继郭都贤三人之后,惊喜更是不断涌现,最让秦牧意外且惊喜万分的无疑是路振飞的到来,而且还是从福建而来。
弘光政权瓦解之后,起初路振飞接受了隆武的官职,拜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但路振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后,却大失所望。
实际上不管隆武给他封多大的官,都只是个笑话,军政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郑家手里,隆武不过是郑家的一个傀儡,而他这个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更成了傀儡手下的小鬼。
而且接触久了,路振飞发现隆武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常说臣子们不改因循旧习,必至败亡。路振飞却认为隆武过于操切,难成中兴之业;
隆武有爱民之心,却未见爱民之政;所有的话都是停留在口头上,说得很好,但什么实事也没做成。
而且隆武喜怒轻发,不知节制,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见群臣庸碌而督责过于严厉,就连他这个吏部尚书也时常遭到诘难,却不知深究群臣无所作为的原因。
路振飞心中一直作着痛苦挣扎,后来又有听说郑芝龙竟派人联络洪承畴,有降清的苗头,而郑芝龙将洪承畴的家人供养于府上,不让隆武追问降清官员家属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有鉴于此,路振飞决定不再做郑家的小鬼,转而投到大势已成的秦国,加入驱除鞑虏的大业中来。
如果说艾南英等人的投奔,代表着学界对秦国的认同,那么路振飞的投奔,更是一种人心向背的最好例证,因为他是隆武朝的吏部尚书,是从福建赶来投奔的,意义非同寻常,这足以向世人证明,隆武已人心尽失,而秦国是万众归心。
秦牧得知路振飞到来之后,更是亲自迎出二十里,当即授予路振飞文渊阁大学士衔,与司马安等人一同入阁参议军机。
这是实打实的内阁大学士,不打半点折扣,更不象隆武朝那样有名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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