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零六章:社保制度的诞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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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场内一片安静,所有人都在消化严震直刚刚提出来的这项关于加赋的建议,包括朱允炆在内。
不得不说,严震直提出来的这一条,通过加赋来为农民的未来提供风险保障,不仅小幅度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同时还增强了农民群体抗风险的能力,不会出现因为天灾人祸导致一家老小都吃不上饭,也让赈灾从完全的施舍性质变成了更健全的帮持机制。
而朱允炆之所以感到开心,便完全是因为严震直这一项建议,完全是社会保障机制的草创版。
高税收的同时高福利。
“农民多交赋这一点或可行此政,那工人呢?”
曾文济皱了眉头:“工人的工钱是定数,多了一成的工钱税,到手便更少了,如此何解?”
“工人的工钱不是由工人决定的,而是由工厂主决定的。”
严震直说了一句最简单、通俗易懂的话:“作为雇佣方的工厂主,当然希望工人的工钱越来越低,甚至是像几十年前那种,充做免费的劳动力。
如今,京畿带工人一天的工钱基本稳定在五十到六十文的区间,我们加征一成的税,工人到手的自然会更少,工厂主是不会替工人缴纳这笔税钱的,看似增加了对工人的剥削。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国营工厂起带头作用的时候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加速,工厂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对于工人的需求量也就会加大,工人不是前朝的包身工、佃农、卖身奴,没道理一辈子就在一家工厂做工。
我们的国营工厂提高工人的工钱来招工,那私营民间工厂必须跟上,不然他们就招不到工人,没有工人就没有生产产出,他们就赚不到钱。
同微不足道的工钱相比,他们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那就是为工人加薪。
我们为一个工人一天的工钱取一个定数,六十文,现在我们国营工厂定到八十文,扣除掉一成的税,工人到手七十二文。那么假定招募的工人数为五万,我们也仅仅是多支出了十二文,五万人便是六十万。
假定全国的工人有三百万,私营民间工厂同样将工钱提高到八十文,那每人八文钱的税,三百万人就是要缴纳两千四百万的工钱税。
我曾经在京城戏班看过一出戏,里面有句话很搞笑,说‘乡绅的钱如数退还,百姓的钱三七分账’,如今呢,我们是保障百姓的收入原封不动并且还加一部分给到百姓手里,而富商的钱呢咱们拿出来,不搞三七分账,全部拿出来给基层工人做保障。
因工受伤的、因工亡故的、工伤致残的,咱们建立起全面的层级保障,该补给五年的补五年,该补给十年的补十年,包括一定比例的医疗补贴都将从这笔加征的工钱税中支出。”
“好办法!”
一直默默听了好几天大会的朱允炆开了腔,喝了声彩。
严震直的主意不得不说确实大才,这是将社会阶级中的头部财富拿出来分到底层,而底层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亦会将财富通过花销的方式聚拢到头部阶级,可是头部阶级想要将本属于他们自身的这笔钱重新装回腰包,又要过一道程序,那就是交税。
举个简单的例子,商人拿出二十文给百姓,百姓再买东西把二十文还给商人,商人到手的却可能只有十五文,有五文钱到了国库。
如果商人后面不想继续拿出来怎么办,国库就把五文钱拿出来用到给百姓提高待遇上,这就是国营资本的引头作用,商人就不得不也含泪掏腰包继续加工钱。
这就好比是所谓的最低工资标准红线。
每次增加工人的工钱,商人都必须服从这项政策,他不服从,那么就要接受招不到工的情况,投入巨资的工厂就无法运转。
“但是工钱提高了,商人对外销售的商品价格会不会也跟着提高,造成一定的物价膨胀呢,如果出现了物价膨胀,工人就算工钱提高,但购买力下降,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国营资本的商品不提价,民间谁敢提价?”
一句应对,众人皆笑。
工钱提高但商品价格不高,利润空间就会压缩,国企带头让利于民,带着全国的商人一道让利于民,这就是割商人的肉喂百姓的肚子,是均财富的一种手段。
当然,即使均财富,朝廷也会保障商人有利可赚,不可能搞涸泽而渔的事来破坏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
只是适度的压缩一部分。
让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不至于过速的拉大和出现不可攀越的鸿沟。
“工人、农民的收入提高,物价保持稳定不出现飞涨,且基层百姓的生活保障制度也建立和完善,这未来的老百姓是怎样一种梦幻的生活啊。”
台下面,一个官员突然发出了这种感慨,很快全会场都应和不断。
“以上便是鄙人之拙见,提请陛下与大会审议。”
严震直转身面向朱允炆一躬到底,而后迈步下台。
身背后,朱允炆起身带头鼓起了掌,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迈步走下台阶,朱允炆站到了讲桌之后,伸手,全场恢复寂静。
“朕很欣慰,因为这政策是严卿自己提出来的,没有朕任何的意思在其中,这说明,这个国家的未来与全国人民的民生,已经不再只是朕一个人在操心。”
为什么古代百姓的生活质量进步的如此慢,只是官僚阶级不为民操心吗?
太偏见了。
古代的官是想要操心而没有精力啊。
依托皇权的官僚阶级,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先想着如何陪好皇帝,因为伴君如伴虎。
朝堂之上的政治诡谲、党派纷争、攻讦暗算数之不尽,所以他们的精力多半都忙于这些事情上,甚至皇帝可能就随口说一句。
“今天天气真好。”
这群官员都能回府想个通宵大夜。
你要让他们写出听后感,估计都能写几万字出来。
人皇帝确确实实就是夸天气好,他们都能为此掀一波党争。
“我们认为皇帝说这话是这么个意思。”
“不对,皇帝说这句明明是那个意思。”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真没意思!
当政治资源都用在这种扯皮的时候,还有哪个官员的精力能搞好民生发展呢。
而往往踏实搞民生的,都不被同僚所喜,引之为异类,且自身极难升迁。
这便是残酷的官场现实。
如今的大明政坛随着进入许氏内阁时期,这种事不能说不存在,只能说已是极少,加上朱允炆的主动降低自身于政治领域的存在感,不参与朝会、不抛头露面,也是极大省下了天下官员揣测圣心的功夫。
踏踏实实工作,勤勤恳恳为民。
这样的国家发展速度,又怎么可能不快呢。
朱允炆面向严震直,语气诚恳的说道:“卿之建议大善,朕代天下百姓,谢谢严卿。”
台下严震直忙起身。
“臣做官为民自分内之事,不敢当陛下谢,更不敢当天下百姓谢,臣惶恐。”
皇帝的一句感谢亦是定调子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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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便是晓谕大会,严震直的建议,审阅通过!
大会场内一片安静,所有人都在消化严震直刚刚提出来的这项关于加赋的建议,包括朱允炆在内。
不得不说,严震直提出来的这一条,通过加赋来为农民的未来提供风险保障,不仅小幅度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同时还增强了农民群体抗风险的能力,不会出现因为天灾人祸导致一家老小都吃不上饭,也让赈灾从完全的施舍性质变成了更健全的帮持机制。
而朱允炆之所以感到开心,便完全是因为严震直这一项建议,完全是社会保障机制的草创版。
高税收的同时高福利。
“农民多交赋这一点或可行此政,那工人呢?”
曾文济皱了眉头:“工人的工钱是定数,多了一成的工钱税,到手便更少了,如此何解?”
“工人的工钱不是由工人决定的,而是由工厂主决定的。”
严震直说了一句最简单、通俗易懂的话:“作为雇佣方的工厂主,当然希望工人的工钱越来越低,甚至是像几十年前那种,充做免费的劳动力。
如今,京畿带工人一天的工钱基本稳定在五十到六十文的区间,我们加征一成的税,工人到手的自然会更少,工厂主是不会替工人缴纳这笔税钱的,看似增加了对工人的剥削。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国营工厂起带头作用的时候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加速,工厂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对于工人的需求量也就会加大,工人不是前朝的包身工、佃农、卖身奴,没道理一辈子就在一家工厂做工。
我们的国营工厂提高工人的工钱来招工,那私营民间工厂必须跟上,不然他们就招不到工人,没有工人就没有生产产出,他们就赚不到钱。
同微不足道的工钱相比,他们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那就是为工人加薪。
我们为一个工人一天的工钱取一个定数,六十文,现在我们国营工厂定到八十文,扣除掉一成的税,工人到手七十二文。那么假定招募的工人数为五万,我们也仅仅是多支出了十二文,五万人便是六十万。
假定全国的工人有三百万,私营民间工厂同样将工钱提高到八十文,那每人八文钱的税,三百万人就是要缴纳两千四百万的工钱税。
我曾经在京城戏班看过一出戏,里面有句话很搞笑,说‘乡绅的钱如数退还,百姓的钱三七分账’,如今呢,我们是保障百姓的收入原封不动并且还加一部分给到百姓手里,而富商的钱呢咱们拿出来,不搞三七分账,全部拿出来给基层工人做保障。
因工受伤的、因工亡故的、工伤致残的,咱们建立起全面的层级保障,该补给五年的补五年,该补给十年的补十年,包括一定比例的医疗补贴都将从这笔加征的工钱税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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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简单的例子,商人拿出二十文给百姓,百姓再买东西把二十文还给商人,商人到手的却可能只有十五文,有五文钱到了国库。
如果商人后面不想继续拿出来怎么办,国库就把五文钱拿出来用到给百姓提高待遇上,这就是国营资本的引头作用,商人就不得不也含泪掏腰包继续加工钱。
这就好比是所谓的最低工资标准红线。
每次增加工人的工钱,商人都必须服从这项政策,他不服从,那么就要接受招不到工的情况,投入巨资的工厂就无法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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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均财富,朝廷也会保障商人有利可赚,不可能搞涸泽而渔的事来破坏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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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官员都能回府想个通宵大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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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皇帝确确实实就是夸天气好,他们都能为此掀一波党争。
“我们认为皇帝说这话是这么个意思。”
“不对,皇帝说这句明明是那个意思。”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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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往往踏实搞民生的,都不被同僚所喜,引之为异类,且自身极难升迁。
这便是残酷的官场现实。
如今的大明政坛随着进入许氏内阁时期,这种事不能说不存在,只能说已是极少,加上朱允炆的主动降低自身于政治领域的存在感,不参与朝会、不抛头露面,也是极大省下了天下官员揣测圣心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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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国家发展速度,又怎么可能不快呢。
朱允炆面向严震直,语气诚恳的说道:“卿之建议大善,朕代天下百姓,谢谢严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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