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4章 富国强兵二十年（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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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距离太平军从关内班师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时间，而彻底进入深秋最后一波的收获时节了。因此，到处都可以看见堆得老高金灿灿的麦垛和草仓。而在收割后又重新翻过的田土里，也满是挽牛拉车播种冬麦的身形。
相对于这片熟悉而亲切的场景，之前来自长安城里勾心斗角，都仿若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用某只大佬“黑曜圣石”的话说，只有高尚的目的，才能促成高尚的手段，有了高尚的目的，才有无穷的动力。
而不是让原本追求的理想和远大事业，在各种打着权谋、机变旗号的“权宜之计”和苟且手段下，迅速堕落和蜕变成为个人私利张目的工具。
毕竟，眼下太平军已经拥有相对状况良好的农业基础、足够规模的市场和流通货币；有良好的技术指导和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充足的劳动力剩余、以及相对丰富的原材料来源。
根本犯不上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样，再沉溺于营钻这些，明显属于夹缝中求生存的弱小实力，才需要出奇行险或是投机取巧、奇巧诡诈的偏枝末节之道。
比如：后世中国品质最好含量在50%以上的大冶铁矿（鄂州），和石碌铁矿（海南），都在太平军的治下。虽然目前只能进行露天和浅层的开采，就连像样点的深井都打不了，但已经足以满足这个时代绝大多数需要了。
目前大都督府最大的问题就是，从山南到峡江道、再到江东、再到关中的连轴转下来接连用兵不断，让大量社会资源不可避免的倾向于军事体系运转。
结果，就是社会上开始魔漫开一种轻兵言战的浮躁和激进气氛，乃至有舆论鼓噪说长安即下洛都亦在不远，那平定天下就在眼前之类的盲目乐观了。
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资源的偏移效应。除了大都督府主导下的道路、水利和信号塔通讯等主要项目之外，其他地方建设和再生产投入，都不可避免受到紧缩式的影响。
比如，在一些新占领区的屯庄开拓项目当中，所需基建物料和配给工具的生产计划，都被排到了来年乃至大后年去，这无疑是严重不合理的事情。
还有就是大都督府控制下城邑中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职能的配套，也出现了铺设不到位和人手、物资供应不足的好些缺口。正好以沿着湘水、汉水和大江两岸城邑为基准，越是深入内陆出现的问题就越多。
其中，像是用来防治云梦大泽水系和洞庭、鄱阳、太湖流域，围圩造田开拓当中多发的血吸虫病的酒石酸锑，克制农作物病虫害的波尔多液，禽畜防疫的石灰硫磺合剂，野外作业的雄黄水、除虫菊都开始供不应求。
因为随着战后的清户丈田工作，陆续涌现出来的需求远比预期的还大。这也就是太平军政权，决意抛弃了旧有体系和现成架构，在全新的框架之下筚路蓝缕另起炉灶的必然过程和产物。
如果能够对豪强大户等掌握了社会底层的旧势力稍加妥协，那自然就可以省事省心的只求最终结果；而把其中底层人民产生的痛苦和附带损害，当做必然的代价和消耗品好了。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这些苗头和问题，都需要周淮安亲自做出表率，以为梳理和整顿、引导眼下的整体发展趋势，重新回归到侧重民生和基建的日常态来。
毕竟，战时体制固然一时爽，但是如果刹车不住的话，自爆掉也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君不见以虎狼之师扫平天下、统一六国却二世而亡的秦帝国，骨头都不知道了烂了多少代。
但是，比较让周淮安有些意外的是，在回归之后太平军治下；却又掀起了一阵进献家学，乃至私人藏书、文著的一阵新浪潮。作为对口的宣教司和大讲习所，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收到几十部的书著和献文。
自三国南北朝以降的士族门阀虽然已经腐朽堕落，但是多少还是得以传续下来一些东西，也就是所谓“家学”。
代表了这些长期把持和垄断社会中上层的门第和阀阅，所流传下来古代经典的治学成果和为官治政的经验积累。
这也是他们得以在世世代代的以垄断政治资源，又在科举和选官体系内得以赢在起跑线上的凭据。然后这些家学又随着族人四处的开枝散叶和代代出仕之后添注、增补，已然形成一个个相对可观的规模。
只是随着士族门阀制度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微之路。待到了唐朝之后这些家学的发展和演变，也几乎伴随这有唐一代阶梯式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变革过程。
比如，正处于初唐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期间，伴随着乡试制度乃是国家扶持的官学盛行一时；乃至州县学官到国子监、太学的体系，成为科举进士的主要正途和优先录取所在。
等到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走向衰微，对于官学的投入逐渐不足而萎缩；于是各种背景馆塾、书院私学开始盛行起来填补了科举的空白。
然而到了晚唐动乱频频，就连这些私学也屡遭丧乱而难以维持下去；于是又轮到了这些士族门第古老渊源的家学开始重新占据了主流；不过这也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
用后使历史教科书上的话说，庞勋、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和暴动，以不自觉的土地革命暴力，大大打击和遏制了晚唐以来严重土地兼并的趋势，而为五代十国的相对轻徭薄赋的时代奠定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则是在已经开始衰亡却顽强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世家门阀制度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扫荡和打击，屠杀了大量的郡望世族，因此以至于五代十国期间得以上位的统治者，大都是寒微庶族的出身背景。
当这些士族门阀在唐末五代蜂起的农民起义，以及后续动乱争战中被涤荡、破灭一空之后，这些古老悠久的知识传承也为之陪葬进了历史垃圾堆中。
因此待到有宋一代重新平定天下大部，得以在诸多学问、经验的丧乱和失传当中，重新崛起来的士大夫阶层，相应的学术成色和政务能力就要差上许多了。
乃至重新兴起魏晋耻于俗务的空谈风嘲，或又是只会挑毛病不会解决问题的所谓清流风范，并以此为时尚和榜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本周淮安以为自己的在岭南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各种直接或是间接社会改造的折腾，砍着砍着已经把这些家伙收拾的差不多了；但没有想到领兵去了关中一趟之后，又有这么多余孽冒出来。
而他们不得不从蛰伏状态下主动冒出来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根据最新的《考成法》补充条令，他们再不想法体现出自身价值的话，以后就真的再没有出头的机会了。
要是其他势力发布的政令或许还有商榷和讨还之余。但是太平军治下所发布的政令不多，但每件几乎都是用不折不扣的尸体和血粼粼的事实，给坚决推行开来的。
时至今日，也没有人会怀疑太平军令行禁止的决心了。所以，为了子孙后代计而不得不主动冒出来投献家学渊源，就成为了他们这些旧属人士最后的一线希望了。
当然了，这也最初三支队的清乡运动中，那些世家大族背景下敢于跳出来的头铁和顽固分子，都在拉锯斗争当中逐一清理或是流放掉了，而剩下较为软弱和以妥协求存居多的缘故。
而这一切的源头，却是起始于襄阳当地曾经的头望之家、显赫大族，如今依旧衰败四散的杜氏当代族长杜宗儒；在《考成补充条令发布之后就来到了大讲习所中，请求捐出家中藏书并先人批注的手卷、文稿，约八千件/卷。
曾经有句老话“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就是形容有唐一代京兆韦度两家的显赫风光。其中韦姓家族居于“韦曲”，杜姓家族居于“杜曲”。没错，长安城外南郊的杜曲、杜陵等地名，就是因为杜氏族人聚居而得名的。
因为这两大家族毗邻相望，在朝在野各领风骚，史称“城南韦杜”。又因为两大家族多出王侯将相，世代与皇权交集，人称“离天尺五”。有唐一朝光杜氏出了8位宰相，其中贞观盛世的房谋杜断的杜如晦一门就五代为相。
而作为襄阳的分支虽然没有这么牛逼，但是也出过“文章四友”之首，初唐五言律第一的杜审言；一代诗圣杜甫；天宝年间在但罗斯战败后，开始游历欧亚非大陆，而写下《经行记》的古代第一人杜环。。。这样的名人大家。
因此世代治学、游宦的渊源下来，家中的藏书和历代族人、亲眷留下来的手迹、文稿也是蔚为可观的分量。其中更是不乏一些从未问世的孤本、绝稿。比如杜甫与李白书信往来文字，杜环撰写《经行记》的初稿手卷。。。
于是，这事一时间就闹得尤为轰动了。就连正在讲习所的周淮安也难免诧异起来，而特地就近召见了他一回；
毕竟，作为从小被现代教科书里李杜诗文所浸染和熏陶下的情怀，还是很难忍得住探究其中背后的故事；更别说那不后世已经随着断代而失传的《经行记》了，那可是盛唐情怀之下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后亲见其人了，才发现这位也是个相当知趣和识时务的人物；居然在太平大都督设立襄阳没多久，就已早早将杜氏名下的田土家产，分给族人而就此别门立户城了许多小家，所以在后续清算当中就已然没他什么事清了。
既然有这么一个愿意配合的榜样和例子，周淮安也不介意让他得到一点好结果；所以第一份特批的聘用文书，就应在了这位杜宗儒的身上。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既是意外又不足为奇了。
一晃距离太平军从关内班师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时间，而彻底进入深秋最后一波的收获时节了。因此，到处都可以看见堆得老高金灿灿的麦垛和草仓。而在收割后又重新翻过的田土里，也满是挽牛拉车播种冬麦的身形。
相对于这片熟悉而亲切的场景，之前来自长安城里勾心斗角，都仿若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用某只大佬“黑曜圣石”的话说，只有高尚的目的，才能促成高尚的手段，有了高尚的目的，才有无穷的动力。
而不是让原本追求的理想和远大事业，在各种打着权谋、机变旗号的“权宜之计”和苟且手段下，迅速堕落和蜕变成为个人私利张目的工具。
毕竟，眼下太平军已经拥有相对状况良好的农业基础、足够规模的市场和流通货币；有良好的技术指导和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充足的劳动力剩余、以及相对丰富的原材料来源。
根本犯不上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样，再沉溺于营钻这些，明显属于夹缝中求生存的弱小实力，才需要出奇行险或是投机取巧、奇巧诡诈的偏枝末节之道。
比如：后世中国品质最好含量在50%以上的大冶铁矿（鄂州），和石碌铁矿（海南），都在太平军的治下。虽然目前只能进行露天和浅层的开采，就连像样点的深井都打不了，但已经足以满足这个时代绝大多数需要了。
目前大都督府最大的问题就是，从山南到峡江道、再到江东、再到关中的连轴转下来接连用兵不断，让大量社会资源不可避免的倾向于军事体系运转。
结果，就是社会上开始魔漫开一种轻兵言战的浮躁和激进气氛，乃至有舆论鼓噪说长安即下洛都亦在不远，那平定天下就在眼前之类的盲目乐观了。
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资源的偏移效应。除了大都督府主导下的道路、水利和信号塔通讯等主要项目之外，其他地方建设和再生产投入，都不可避免受到紧缩式的影响。
比如，在一些新占领区的屯庄开拓项目当中，所需基建物料和配给工具的生产计划，都被排到了来年乃至大后年去，这无疑是严重不合理的事情。
还有就是大都督府控制下城邑中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职能的配套，也出现了铺设不到位和人手、物资供应不足的好些缺口。正好以沿着湘水、汉水和大江两岸城邑为基准，越是深入内陆出现的问题就越多。
其中，像是用来防治云梦大泽水系和洞庭、鄱阳、太湖流域，围圩造田开拓当中多发的血吸虫病的酒石酸锑，克制农作物病虫害的波尔多液，禽畜防疫的石灰硫磺合剂，野外作业的雄黄水、除虫菊都开始供不应求。
因为随着战后的清户丈田工作，陆续涌现出来的需求远比预期的还大。这也就是太平军政权，决意抛弃了旧有体系和现成架构，在全新的框架之下筚路蓝缕另起炉灶的必然过程和产物。
如果能够对豪强大户等掌握了社会底层的旧势力稍加妥协，那自然就可以省事省心的只求最终结果；而把其中底层人民产生的痛苦和附带损害，当做必然的代价和消耗品好了。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这些苗头和问题，都需要周淮安亲自做出表率，以为梳理和整顿、引导眼下的整体发展趋势，重新回归到侧重民生和基建的日常态来。
毕竟，战时体制固然一时爽，但是如果刹车不住的话，自爆掉也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君不见以虎狼之师扫平天下、统一六国却二世而亡的秦帝国，骨头都不知道了烂了多少代。
但是，比较让周淮安有些意外的是，在回归之后太平军治下；却又掀起了一阵进献家学，乃至私人藏书、文著的一阵新浪潮。作为对口的宣教司和大讲习所，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收到几十部的书著和献文。
自三国南北朝以降的士族门阀虽然已经腐朽堕落，但是多少还是得以传续下来一些东西，也就是所谓“家学”。
代表了这些长期把持和垄断社会中上层的门第和阀阅，所流传下来古代经典的治学成果和为官治政的经验积累。
这也是他们得以在世世代代的以垄断政治资源，又在科举和选官体系内得以赢在起跑线上的凭据。然后这些家学又随着族人四处的开枝散叶和代代出仕之后添注、增补，已然形成一个个相对可观的规模。
只是随着士族门阀制度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微之路。待到了唐朝之后这些家学的发展和演变，也几乎伴随这有唐一代阶梯式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变革过程。
比如，正处于初唐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期间，伴随着乡试制度乃是国家扶持的官学盛行一时；乃至州县学官到国子监、太学的体系，成为科举进士的主要正途和优先录取所在。
等到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走向衰微，对于官学的投入逐渐不足而萎缩；于是各种背景馆塾、书院私学开始盛行起来填补了科举的空白。
然而到了晚唐动乱频频，就连这些私学也屡遭丧乱而难以维持下去；于是又轮到了这些士族门第古老渊源的家学开始重新占据了主流；不过这也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
用后使历史教科书上的话说，庞勋、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和暴动，以不自觉的土地革命暴力，大大打击和遏制了晚唐以来严重土地兼并的趋势，而为五代十国的相对轻徭薄赋的时代奠定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则是在已经开始衰亡却顽强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世家门阀制度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扫荡和打击，屠杀了大量的郡望世族，因此以至于五代十国期间得以上位的统治者，大都是寒微庶族的出身背景。
当这些士族门阀在唐末五代蜂起的农民起义，以及后续动乱争战中被涤荡、破灭一空之后，这些古老悠久的知识传承也为之陪葬进了历史垃圾堆中。
因此待到有宋一代重新平定天下大部，得以在诸多学问、经验的丧乱和失传当中，重新崛起来的士大夫阶层，相应的学术成色和政务能力就要差上许多了。
乃至重新兴起魏晋耻于俗务的空谈风嘲，或又是只会挑毛病不会解决问题的所谓清流风范，并以此为时尚和榜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本周淮安以为自己的在岭南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各种直接或是间接社会改造的折腾，砍着砍着已经把这些家伙收拾的差不多了；但没有想到领兵去了关中一趟之后，又有这么多余孽冒出来。
而他们不得不从蛰伏状态下主动冒出来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根据最新的《考成法》补充条令，他们再不想法体现出自身价值的话，以后就真的再没有出头的机会了。
要是其他势力发布的政令或许还有商榷和讨还之余。但是太平军治下所发布的政令不多，但每件几乎都是用不折不扣的尸体和血粼粼的事实，给坚决推行开来的。
时至今日，也没有人会怀疑太平军令行禁止的决心了。所以，为了子孙后代计而不得不主动冒出来投献家学渊源，就成为了他们这些旧属人士最后的一线希望了。
当然了，这也最初三支队的清乡运动中，那些世家大族背景下敢于跳出来的头铁和顽固分子，都在拉锯斗争当中逐一清理或是流放掉了，而剩下较为软弱和以妥协求存居多的缘故。
而这一切的源头，却是起始于襄阳当地曾经的头望之家、显赫大族，如今依旧衰败四散的杜氏当代族长杜宗儒；在《考成补充条令发布之后就来到了大讲习所中，请求捐出家中藏书并先人批注的手卷、文稿，约八千件/卷。
曾经有句老话“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就是形容有唐一代京兆韦度两家的显赫风光。其中韦姓家族居于“韦曲”，杜姓家族居于“杜曲”。没错，长安城外南郊的杜曲、杜陵等地名，就是因为杜氏族人聚居而得名的。
因为这两大家族毗邻相望，在朝在野各领风骚，史称“城南韦杜”。又因为两大家族多出王侯将相，世代与皇权交集，人称“离天尺五”。有唐一朝光杜氏出了8位宰相，其中贞观盛世的房谋杜断的杜如晦一门就五代为相。
而作为襄阳的分支虽然没有这么牛逼，但是也出过“文章四友”之首，初唐五言律第一的杜审言；一代诗圣杜甫；天宝年间在但罗斯战败后，开始游历欧亚非大陆，而写下《经行记》的古代第一人杜环。。。这样的名人大家。
因此世代治学、游宦的渊源下来，家中的藏书和历代族人、亲眷留下来的手迹、文稿也是蔚为可观的分量。其中更是不乏一些从未问世的孤本、绝稿。比如杜甫与李白书信往来文字，杜环撰写《经行记》的初稿手卷。。。
于是，这事一时间就闹得尤为轰动了。就连正在讲习所的周淮安也难免诧异起来，而特地就近召见了他一回；
毕竟，作为从小被现代教科书里李杜诗文所浸染和熏陶下的情怀，还是很难忍得住探究其中背后的故事；更别说那不后世已经随着断代而失传的《经行记》了，那可是盛唐情怀之下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后亲见其人了，才发现这位也是个相当知趣和识时务的人物；居然在太平大都督设立襄阳没多久，就已早早将杜氏名下的田土家产，分给族人而就此别门立户城了许多小家，所以在后续清算当中就已然没他什么事清了。
既然有这么一个愿意配合的榜样和例子，周淮安也不介意让他得到一点好结果；所以第一份特批的聘用文书，就应在了这位杜宗儒的身上。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既是意外又不足为奇了。